我也习以为常了。
放学之后，我回去煮了碗面吃。然后就跑去了母亲打工的那条街上。
我站在母亲工作的大排档对面，偷偷地看着她忙前忙后，脚上像踩着滚轴鞋似的，在桌子之间转来转去，一刻都不停。怪不得她最近累得回家倒头就睡，这样的工作强度，再加上常年无休，的确是太累了。
我看了一会儿，便转身进到了身后的小店。我一家一家的找过去，问他们需不需要招人，他们看我年纪太小，干不了什么重活儿，都拒绝了我。我有些失望，原来找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我在街角的一家店里找到了看公用电话的活儿。他们说我只需要坐在柜台里，来人打电话的时候，按照计价器显示的金额收钱就好了。这个活儿不累，我还可以在没人来的时候看书写作业，挺不错的。就是挣的有的少，我从晚上六点看到十二点，才给我三十块钱。不过我没那么挑，想先干着，之后再慢慢寻摸其他的活儿。
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工，我说今天就可以。我坐在柜台前，发现来打电话的人比想象中的要多很多。他们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大声嚷嚷着。好像拿着的不是听筒，而是站在山坡上向对面山坡上的人喊话似的。我的作业也写不太进去，只能一会儿写一点，因为总被人打断。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突然间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街上变得喧闹起来。好多人站在门口凑热闹地探头看，我不以为然，低着头捏着铅笔，坐在高高的柜台前，苦大仇深地盯着作业本，想把纸也看穿。那些嘈杂声往我耳朵里面钻，我好想塞点手纸进去，堵住耳孔。
“哎怎么了怎么了？警车怎么来了？”
“打起来了呗！”
“谁家打起来了？”
“对面大排档，打出血来了！”
我腾地一声从高脚凳上跳起来，跑到了门外。
“你也出来凑热闹啦？”
“有人受伤了吗？”
“好像是，地上有一滩血。”
这时，大排档门口的人忽然间厮打起来，两个警员把一个醉汉压在杯盘狼藉的桌子上，把他的手拧到背后。那个醉汉大声嚎叫着，“凭什么抓老子！老子是受害者！手叫那个臭娘们烫秃噜皮了！哎哟哟轻点……”
我胸口那种憋闷的感觉又回来了，心脏突突地狂跳，我对老板说：“我去那边看看。”然后箭也似的奔了过去。
“妈妈！妈妈！”
我用力拨开围观的人墙，挤了进去，大声地叫着。我好久没有叫出口了，只是在心里疏离地叫她母亲。可是我现在心里一片焦土，想立刻看到她，生怕她有事。
地上有一大滩暗红色的血迹，桌子椅子碎盘子碎酒瓶子倒了一地，我小心翼翼地跨过去，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口，便抓住他的手臂焦急地问他：“我妈呢？”
他疑惑地看着我：“你妈是谁？”
“张玉玲！在这当服务员那个！”
他惊奇地看着我：“你是她儿子？”
“是！我妈在哪儿？”
他把我拉进店里，叹了口气说：“你妈被人打了，酒瓶子砸脑袋上了，已经送医院去了。”
“哪家医院？我要去看她！”
“铁路医院。你等一下，我也要过去。”
我坐在塑料椅子上，腿直打哆嗦。妈，你千万不要有事！求求你了！老天爷，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她的！
那个男人跑到警员跟前，两人不知道说着什么。我揪紧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眼珠子快要裂出眼眶，恶狠狠地盯着拷在警车后座的醉汉看。
矮小的身材，猥琐的脸上从右耳根到下颌处有一条长长的丑陋疤痕。是你，是吧？好，你等着！
醉汉被警车拉走了，店里的那个男人打了辆出租车，我飞快地爬了进去，那个男人坐到了我旁边。
“你是老板吗？”
“对，我姓方，你叫我方叔叔就行。”
“哦。我叫王嘉木。给你添麻烦了。”
“……唉……我们这样的大排档，开门做生意，三教九流不得不接触。你妈就是运气不好，这段时间精神有点恍惚，不小小把热汤洒那个地痞手臂上了。谁知道他拎起啤酒瓶子就往你妈头上砸，我们都没反应过来，你妈就倒地上了……”
“不怪你，怪那个坏人！”
“在我店里出的事，我也有责任。那个地痞应该也被送到铁路医院了，他手臂烫得也不轻，我一会儿还得去看看。”
“方叔叔，你忙吧。我妈我自己会看着。”
“我先去看你妈，那个地痞不着急，我不去找他，他也会来讹我的。”
我们到了医院，我妈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显示正在抢救。方老板交了钱，和我坐在手术室门口的长凳上。我把身体蜷缩成一团，抱着膝盖，方老板以为我冷，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肩上。
等待手术结束的过程，每分每秒都像一辈子那么长，那么煎熬。我看着头顶上红色的灯，突然间好像一脚踏空，坠入无底的深渊，不停地下坠，什么也抓不住。我在心里默念着，观世音菩萨也好，各路神仙也好，求你们可怜可怜妈妈，不要带走她。我愿意孤苦一生，愿意拿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来换她的平安。
我想了很多，脑子里乱七八糟的过往都涌了上来。她打我的时候哭的样子，她憔悴的面庞，她偶尔带我出去玩时露出的笑脸，她摸着我头发时冰凉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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