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些东西要相对固定的，比如热情的微笑，试着记住每位客人最近一次来加油的日子，打招呼的时候稍微一说，人家也会感受到一种被人记挂的存在感，这是尊重。
比如固定的开关门时间，只有提早开门，没有推后；只有推后关门，没有提前。这是营业时间，是每一个门店要相对恪守的信誉。
慢慢的，生意好了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好，营业额从原来的两三千到后来的七八千，基本是翻了一番。当然，这里的主要原因有好几种：两个人，同事以粤语为主，我以普通话为主，这样全面很多；另一个我来了之后开门营业的时间长了；主要是这个店铺开在一个三岔路口，开得时间长了，知道的人多了，自然生意就好了。
老板老板娘是明白人，开始的时候基本每月给我涨一百元工资，直到涨到1200元，我的花销还是很少，就是买点书本杂志，吃吃早餐，其余的就给家里寄回去，当然，也不多。
2001年，从老板娘这里借了2000元，我请假回了一趟学校，把欠学校的4600元补齐了，然后把毕业证书拿到了，之前，同学们过去领毕业证的时候，我还想过：“没钱，这证就不要了，反正也没什么用处。”
回来之后就更加努力工作了，因为人家肯借钱给我，那就不仅仅是信任了，以前听人说过，有种测试方法，你要真想知道对方对你好不好，那就开口叫他/她借钱。后来，我开玩笑的，还向两三个同学试过，不过这种方法最好别试，这种玩笑最好别开。
“文，回家了吗？这么多天不见你。”练煜问我，拉着我的手，在油站门口。
“是的，还回了一趟学校。”
“去北京了？”他有点惊讶。
“是的。”
“去旅游？”
“去还债，呵呵，”我笑。
他松开我的手，不太相信的样子，我给他解释，是真的，后来他就信了，仍然有点惊讶，他开始相信我也是穷孩子，比他还穷的穷孩子。
“晚上一起吃宵夜吧？”他问。
“我没钱了。”我摊开双手，做了一个穷苦相。但是既然他提出来的，肯定是他买单，一直以来，他也没在这上面吝啬过。
“吃饭的钱肯定有的嘛。”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呵呵的笑，好像我答应了似的。
那晚，我们去了厚街，他喜欢喝粥，所以我们来到不夜天。点了两个黄鳝粥，一份鸭脖子，叫了两支啤酒。他说为我几天不见，再次回来接风。我笑他俗套得很。
我喝酒脸红，他喝酒不脸红，一人一支，他硬是把他的那支倒了一些给我，说：“脸红的人喝酒才厉害呢。”
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聊的话题也稍微广了，越来越没有拘束。像是多年的老友，兄弟。有时还开开玩笑，讲讲荤段子，他不讲，但愿意听，呵呵呵的，憨憨的笑。捏一下鼻子，以为笑得鼻涕水出来了，不知道原来他有鼻炎，老鼻炎。
工作相对的稳定了，忙活起来了，人际关系网也逐渐扩大了，又忙活起来，聊天也占用了很多时间的。和他还是偶尔的出去宵夜，或者喝喝凉茶。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还掉了借支的2000元，每个月的工资还是会寄回家一部分。家里的欠款也慢慢的还清了。弟弟妹妹也相继出来打工。弟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州，妹妹后来出来，先来厚街，进了工厂。
☆、7 弟弟
弟弟出来社会的第一站在广州，因为哥哥结婚后在广州的一家酒店打工，就把他带去了，做的是服务员的工作。
弟弟一米六九的身高，长得匀称，皮肤白净，鼻梁高耸，五官端正，也算是一表人才。三兄弟当中，他的外在条件算是较好的。
成绩一般，中学读完就不读了。看到母亲瘦弱忙碌，他一心想着早点出来打工赚钱，却是没有一技傍身，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只有随了大流。他哪里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并非他想象当中的那样简单。
辛苦，受气，收入不高这些摆在每个打工者面前的事实，对于他这个初出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坎，一个心理上的坎，熬过去了，就没什么。开始，确实很难适应，所以他经常打电话。
“二哥，你过年回家吗？”
“可能不回了，年三十才放假。买不了票了。”
“过来广州过年吧。”
“到时再说吧，我看看先。”电话里这样说，后来还是去了。
那是2000年年底，他在广州，也是没有假期，打电话问我。那是我在油站的第一个年头，不好意思申请提前回家。所以就没有回，到了除夕，就去了广州。
一片低矮的城中村，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常年开着，里面隔开一间一间小屋，哥哥在这里租了一间狭小阴暗的出租房，十多平米，房间里没什么摆设，两张长条凳扛着多块木板，铺上席子被子就成了床铺，坐上去吱呀吱呀的响。
房梁下拉了一条铁丝，挂着衣物，毛巾。角落里一个简单的木架子，摆放着洗漱用的水杯牙膏牙刷，旁边放着塑料桶，还有一个电饭锅。
“洗手间呢？”
“在那里，几户人家共用的。”弟弟朝门外转角处指了指。
“没有厨房吗？哪里做饭？怎么炒菜？”我问。
“公司有饭吃。”弟弟答。
“这几天呢？我也去你们酒店吃吗？”我笑。
“在这里煮，打边炉这个就可以的，我们有时就是用这个来打边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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