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外，沈溪所率兵马正在缓慢进兵。
沈溪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驻兵宣府城，在冷静判断清楚形势后，他要做的仅仅是让鞑靼人将注意力放到自己这路援军上，分散鞑靼围攻宣府城以及周边关隘、城塞的兵力。
而沈溪的计划，是在行进到半途撤兵回居庸关，利用谢迁和刘大夏为他争取来的兵马，以内外长城间的缓冲地带，跟鞑靼人缠斗。
在沈溪看来，当年土木堡之变不可谓不惨烈，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甚至连皇帝都做了阶下囚，不得不临时更换皇帝，到最后大明依然赢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或许是有于谦等名臣的功劳，但是也不得不提到大明的根基，正是因为大明上百年的雄厚底蕴，再加上草原人不善于攻城，所以大明最终赢得了战争。
眼下的情况，虽然西北遭遇惨败，但形势绝不会比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更严峻，沈溪觉得鞑靼人没道理会成功。
所以沈溪这次出兵，非常自信，他带上八十门火炮并不是为了能对鞑靼人造成重创，或者说在战场上力挽狂澜，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当出头鸟，只是为了壮壮声势，同时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加，沈溪变得越发老谋深算，出兵时就已经做好撤兵的准备。
但沈溪也知道战场上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还是做好了苦战的准备，所以在行军途中，他把一百多名从居庸关抽调的炮手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便做到拉上战场就能熟练开炮。同时，沈溪还从近六千官兵中，选出有火铳击发经验的五百人，让他们熟练掌握佛郎机火铳的使用技巧。
最后，沈溪还从两千多民夫中，抽调出两百有过工匠经验的，按照他的指导生产佛郎机火铳的子弹，虽然产量低得惊人，但总好过临时无枪无炮可用好。
行军途中自然没办法生产，所以每天扎营都很早，这也是行军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沈溪想来，苦战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大不了在没有进入宣府前就撤兵，别管鞑靼人来不来，先撤走总之没错。
沈溪可以说是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到了，但这次他还是大错特错，因为很多事并不会按照他的设想来进行。战场上，任何计划都可能赶不上变化快，否则也不会有“纸上谈兵”的说法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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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府镇失守并不是灾难，当初土木堡之变后几百里长城尽数被摧毁，最后大明还不是照样安然无恙？
谢迁虽然做出不管不问的决定，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试着去内阁找寻沈溪的奏本。
他要具体看一下沈溪在奏本中提到什么，以便最后决定是否将沈溪的谶言上报皇帝，可惜他在内阁根本就没找到沈溪的任何奏本，甚至问过通政使司那边，也没发现有什么奏本过来。
谢迁这下心中更加不解了：“难道是这小子情急之下办错了事，结果奏本没发出来，反倒是将我的私信送出？那若这封信落在别人手中，指不定怎么编排我跟这小子的关系，到那时我在皇帝和众臣僚面前更加洗不清了。”
谢迁这头还在疑惑沈溪是否真的写过一份警示朝廷的奏本时，刚刚撤兵到宁武关的刘大夏，终于知道原来皇帝派出接替朱晖延绥巡抚官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之前一直跟皇帝讨要的沈溪。
提到沈溪，刘大夏心里多少有些不快，毕竟为了沈溪的去留问题，他跟多年的老友谢迁闹翻，最后沈溪留在京城被投闲置散，而临时充数的朱晖却犯下大错，导致榆林卫城失守。但在危难之时，皇帝终归派沈溪前来，亲率“五万兵马”往援，但在刘大夏看来根本就无济于事。
虽然号称五万兵马，但刘大夏知道能有个一万人马都是朝廷格外开恩，西北兵荒马乱，虽然如今宁武关与大同、宣府的联络恢复，但他压根儿就没听说沈溪的兵马到了何处。
甚至于沈溪发给刘大夏的信函，不知道在半路哪里被人给截留，亦或者是佚失，刘大夏根本就没机会看到沈溪对战事发展的判断。
“沈溪到西北，多少算是好事吧，至少说明朝廷并非放弃三边将士。”
刘大夏心中多少有些哀怨，“如今鞑靼人动向不明，三军最重要的便是找寻到鞑靼人的主力，利用防守上的便利，一举将鞑靼人的中军歼灭，如此才能奠定西北战局！”
刘大夏驻兵宁武关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各处战报中找寻鞑靼人的动向。
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大夏还真找到了。
从宁夏卫传来的消息，鞑靼人出现在了宁夏右卫一线，兵马数量大约有五万骑之众，宁夏周边卫所和城塞全面告急，地方请求援兵的公函到了刘大夏手上。
刘大夏看过后，确定这次宁夏镇没有欺瞒，因为之前他派出哨探，南下静乐和岚县查探，并没有发现鞑靼人的踪影，目前哨探已经在向永宁州和吴堡进发，回报的消息也是平安无事。
如此一来，只有一个情况，那就是鞑靼人在攻陷岚县县城，让大明方面误以为鞑靼主力会趁机北上进犯宁武关，然后兵进大同、宣府，再伺机进犯紫荆关和居庸关，但其实却是虚晃一枪，掉头西进，进犯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然后入侵关中平原。
刘大夏的第一反应是，收复榆林卫有望。
在刘大夏看来，从自己手上失去的城塞，一定要自己亲自带兵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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