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对于谢迁如何票拟很关心，可谢迁老奸巨猾，就算是他主动找刘大夏商议事情，也不愿让刘大夏知悉他具体如何处置。
等刘大夏离开，谢迁拿着几份奏本琢磨半天，最后作出一个既合理又简单的决定，在这些奏本上写下“赏罚分明”四个字，便将其“如实”上奏，相信司礼监见到这种票拟，绝对会气得吐血。
这是内阁大学士的基本技能，遇到难以断定的事情，就尽量把票拟写得模棱两可，如此皇帝要么直接把奏本打回内阁重新票拟，要么自行“斟酌”，或者干脆留中不发，到时候内阁便省去动脑筋的苦恼。
皇帝和司礼监往往最讨厌这种票拟，谢迁心知肚明，但在对沈溪的问题上，他只能如此为之。
偏袒不是，落井下石更非所愿，关心则乱，他只能把头疼的问题交给别人，最多自己挨一顿骂。
在谢迁“如实”上奏后，弘治皇帝果然将奏折留中不发，显然也是在等后续消息传来。
如果沈溪真的因为得罪佛郎机人而引发战火，得胜还好，若是大明疆土和百姓有所损失，那沈溪之前所得到的功劳都不足以抵偿罪过。
就在某些人巴望沈溪倒霉的时候，正月十九，快马加急文书送抵京城。
根据地方奏报，沈溪与佛郎机人巧妙周旋，以扣押货物和人质换取佛郎机人三艘战船，充作开春后扫荡闽粤沿海匪寇所用。
随同奏报前来的还有佛郎机人表示愿意臣服大明的国书。
大明君臣，连佛郎机国在哪儿都不知道，已然欢欣鼓舞，认为有个远隔重洋的小国就此成为大明藩属，以后每一年都会向大明“纳贡”。
这主要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所致，其实阿尔梅达只是表示愿意每年缴纳一定钱粮作为获取的贸易权的税金，根本就没说过要纳贡。
纳贡和臣服的说法，不过是翻译一厢情愿。
不过，阿尔梅达签订的是“城下之盟”，当他得知国书翻译内容有所偏差后，并未提出反对，在他眼里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哪怕表面上服软，但只要能赚取足够的利润，哪怕名声上吃点亏也值得，毕竟葡萄牙国内对此毫不知情，大明也不可能遣使前去核对，如此就算糊弄过去了
皇都十里春。
在别人眼中，沈溪这个正三品督抚，跟他之前詹事府正五品的右庶子是划等号的，虽然一个十七岁的正五品右庶子已经很过分，但终究只是五品官，不足为虑。
但不管怎么说，沈溪正式拿到东南三省军政大权，之后他不再是个管官的，而是可以地方行政、军事一手抓，三省所有衙门都正式成为他的下级单位，可以随意发号施令。
……
……
当朝廷下令将沈溪“官升一级”时，沈溪还在广州城里优哉游哉。敕令于正月下旬发出，就算加急文书走得快，要到二月中旬才能传到广州府，如果路上再延迟下，可能沈溪已经带兵北上打倭寇，连自己升官的消息也不知道。
不过，沈溪目前拥有的权力并不是靠皇帝敕封后才得到的，而是靠他自己真刀真枪挣回来的。
就算弘治皇帝给了沈溪很高的官职，如果自身没能力，也会像刚到广州府的时候那样，处处受到掣肘，没人服他。
就算现在朝廷没把他官职中“东南沿海”字眼给刨除，他也依靠自身的努力基本确立在三省的绝对权威，其实不需要朝廷任命，他就已经是实打实的三省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不过多了朝廷的任命，那他更师出有名，可以在东南三省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吕宋岛，建立海外殖民地，或者将安南重归大明版图……
以前沈溪没权限做，现在有了权限，就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显然，平定倭寇和海盗才是当前第一要务，别的事都要让一让，但在东南三省建立自己的势力倒是刻不容缓。
沈溪准备在官场上拉拢一批官员，惠娘和李衿的商业版图也得开始布置。
惠娘和李衿的生意，以广州府为中心，往东南三省延伸，福州那边还有宋小城重建的闽地商会，这些都能得到政策上的支持。
不但沈溪自己的生意，地方商贾的生意也受到督抚衙门庇护，沈溪开始大肆鼓励发展商业，商业不再是与民争利、与官府作对的贱业，地方官府不得再为难商贾。
甚至佛郎机人，都能加入到分蛋糕的行列中。
沈溪将唐寅派去琼州府，是他扩充权力版图的一部分。
正月十六，沈溪亲自送唐寅夫妇上路，唐寅作为特派使节，将在琼州府停留半年左右的时间。
在沈溪看来，他在东南三省的布局已经展开，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求稳，不能让政敌抓到他的把柄。
他现在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但财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要为将来官场升迁积累资本。
无论是养兵，还是施政于民，都需要雄厚财力的支持。
以陆珩为首的布政使司，以及闽、桂两省布政使司衙门，开始调运钱粮往广州府，沈溪年底将兵马解散后，将会于二月中旬开始重新集结，他把北上平定倭寇和海盗的出兵日期，定在了三月初六。
在沈溪的计划中，这次出兵大概需要三个月时间，将在六月上旬结束征战，届时将直接返回福州府，而不是广州府。
沈溪没求一次把东南沿海所有海盗和倭寇都平息，主要是把声势闹起来，让海盗和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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