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好几次，我正准备出门，却迎头遇上了刚刚赶回家的父亲。他的脸上挂着深深的倦容，整个人看上去都好像老了几岁。今天遇到父亲，他却不像往常一样嘱咐我路上小心，而一把拉住了我：“然然，你能不能晚些再出门，我有些事要向大家公布。”
在父亲的授意之下，水清和王家姆妈把厚重的窗帘都拉了起来，与暮春的上海显得格格不入。大家团团围坐在客厅的长条桌前的时侯，室内的光线色调便显得有些阴暗。大家本来还没彻底清醒过来，但是因为被父亲严肃的神情所慑，也不由得有些惊惧。
我趴在桌子上望向父亲，从这个角度望过去，他的身材看起来实在是瘦的有些离谱，衣服就像是挂在衣架上那样空空荡荡的，可明明去年他来参加我的入学仪式时还是强健有力的样子。
父亲的声音低沉中带着一种毋庸置疑的信服力：“现在的局势十分不好，这两天日本出动了飞机轰炸南京，我们的军队连开火的机会都没有，就成了他们板上的鱼肉。我怕再这样下去，南京怕也要守不住。若是让他们按照这样的势头打过来，上海沦陷也就是眼前的事了。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先把行李和值钱的家当收一收，我让人在法租界找了一处房子，过几天就搬进去。”
祖父不由得大惊失色：“搬家！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不该是全家人一起商量，你一个人就把决定做了？而且你看看那么大的家业，二十几口人难道说搬就搬？”
我想我很理解祖父现在的心情，不光是我，家里的其他人应该也能感同身受。在这样的乱世里，每个人都活的心惊胆战的。而和大多数的人比起来，这个家以及其中的家庭成员已经是少数的幸运者了。我们能够在舒适的大房子里住着，每天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穿着时新的衣服、银行户头里还有那么点闲钱，已经是很多人求也求不来的好事了。现在却要我们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放弃掉，和流民一样去逃难，心里的难处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解释：“战争里的许多细节因为出于大局的原因，报纸和电台里并没有说，但我是知道的。日本人每到一个地方，绝不会遵守什么战争的条约，到处烧杀抢掠，大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架势，死亡军人的人数还可以统计，老百姓的死伤连统计也统计不了。现在这会，所有的船都征用来打仗了，船票更是一票难求，想要离开上海那是难于登天。不过好在日本人没有对欧洲宣战，所以租界里还是相对安全的。现下租界里的很多房子都空置着，主人一早就逃到国外去了。所以我托了人，才找到了一幢两层的西班牙式小楼，房租一百块大洋一个月，全家人勉强也能住得下。只是现下租界里的房子一屋难求，要是不早些下决断，别人就该抢了先了。”
祖父的表情略微松动了些。可是纹路纵横的脸严肃而静穆，让人心中难免被他的气势所摄。倒是二伯，仿佛十分好心地在中间调停：“三弟说的也没有错，爸，外面那么乱，也就只有租界有外国人撑腰，还能够维持战前的水平。你说这房子啊家产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还是先把命保住最重要。你们说呢？”不清楚他为人的，一定想着有他这一番话，事情便能很快有转机。而我们确实最晓得他的手段的，挑拨离间什么的他最拿手了。
果然，祖父的神情刚才还是阴天的话，现在已经是狂风骤雨的前兆了。他把红木桌子拍得“砰砰”响：“什么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些可都是朱家祖宗的基业。这些年要不是我在这里守着，祖祖辈辈积下的家业就要被你们给败光了！”
这样的场景在家里总是反复出现，连我这样粗线条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也已经能看得出来祖父对父亲的态度一直以来都不好。可是父亲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祖父这样对待的地方，他在政府里做着一份收入和职位都尚可的工作，母亲也一向矜矜业业、勤勤恳恳，我和大哥二哥从小也没给家里添过什么麻烦，所以这种明显的摆在台面上的态度差别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父亲倒也安之若素，又或者说他早就料到了祖父会有这样的反应，若是哪一天祖父态度变得太过和蔼，他反倒会让他误以为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父亲做出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道：“父亲说的是，是我做事太操之过急了。不过现在和平时不同，要是不早做准备，到时候连转寰的余地也没有。父亲您好好考虑我的提议，要是战况持续恶化，怕是连房子都很难租到了。”他抬起左手瞧了瞧时间，脸上又现出那种焦虑的状态：“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现在必须离开了。”
祖父见他急急忙忙，一阵风似地冲上楼去，便又扯着嗓子道：“到底是什么会议那么重要，连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身体是自己的，政府也不会对你负责任。再好的身体这么连轴转也会撑不下去的，到时候他们两手一摊，你找谁说理去。”可他显然低估了父亲的行动力，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侯，父亲早已经一溜烟地失踪在了走廊的深处。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他咂咂嘴，又补上了一句：“现在这个家已经没人拿我这个老头子的话放在心上了。”
后来的故事不需要我多做赘述，和往常一样孝子贤孙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祖父也在这种热闹里重新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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