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也只是白扯淡。
唐纵认为,戚英姿根本不用妄想得到甚么公平的翻案机会，更不用指望恢复原职，她若是想洗刷冤屈,无非就是静悄悄换回大明人的身份活着,充其量不再背负叛将的罪名。
若要马世远和钟水斋承认过错,为她这些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公开做出补偿,基本不可能。
夜幕深沉，唐大都督望着站在甲板上的崔蓬，他心道,你也别太抱有期待,就凭乳臭未干的沈约和那个甚么翰林学士，他们能翻出个甚么浪花来？除非是康嫔将皇帝得罪狠了，或者你们有实证能证明马世远自己图谋不轨,再有钟水斋行贿受贿、刻意造假的证据，那么这桩事情兴许还有点说头。
唐大都督心中自有计量，而此刻崔蓬的心情也很复杂，一则是重回故地，二则她也渐渐察觉贝兆楹和马世远还有南京都察院三者之间关系并不简单，这似乎不是单靠沈约和杨宝儿二人就能解决的问题。
沈约与杨宝儿先行一步到宁波府，接待他们的是宁波卫所的官员，相隔六年，行使接待工作的依旧是宁波卫所，只是接待的人从当年的游击将军戚英姿换成了另一个不知名的小吏。
杨宝儿怀疑宁波府参将贝兆楹不出现是故意膈应他们，甚至是贬低他们。但沈约正好觉得他们这回不应该住在卫所里，他们应该直接前往兵部在宁波府设立的驿站。
因为杨宝儿在路上刻意避免和沈约接触，导致事先两人几乎完全没有沟通，这下杨宝儿依旧不和沈约沟通，他跟着那小吏走，沈约想阻止也来不及，只得跟上。
不经过沟通的结局就是沈约和杨宝儿一起被贝兆楹甩了一道无声的下马威，那小吏原来不是带着二人前往宁波卫所，那小吏带着两人住到海边村落的一户渔民家里。
而渔民家里儿女三四个，床铺根本不够用，渔民又不敢违拗官兵旨意，于是要带着儿女住到自家的渔船上去，沈约与杨宝儿对视一眼，杨宝儿总算对沈约说了这一路南行的第一句话：“我们且在渔船上住一晚，明日再做打算。”
“好。”沈约也是这个意思，瞧这妇人拖儿带女，那小小孩子早已睡熟，此刻让人家将床铺挪出来，着实教人于心不忍。
沈大人和杨大人一起上了渔船，出乎意料的是，那渔船并不逼迫，舱内躺下两个人绰绰有余，于是杨宝儿睡一头，沈约择了行李睡另一头。
深秋已夜凉，杨宝儿睡的有些不安稳，沈约睡得也不安稳，待到他再翻一个身的时候，就听见杨宝儿说话，“沈大人，你认为这沿海倭寇之患，该如何处理？”
这是沈约第一回听杨宝儿主动和他说话，便坐起来，起来就瞧见杨宝儿已经阖上衣裳立在船头了，如今的五品翰林大学士说：“我曾在翰林院研读资料，也曾无数次想过东南沿海问题，我认为倭寇的滋生自洪武到正德年间就有之，无奈到我朝尤其深重。我认为这是日本国的问题，元末之时，日本国内亦是进入南北朝时期，他们的武士、浪人、剑客、商人通通涌入我们的海岸，他们在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劫杀和进行野蛮强夺。
那时候于我大明来说，北、西北、东北皆有元朝残余势力，沿海又有倭患，想来朝廷也是进退两难。”
沈约听杨宝儿念叨，心道，你还是那种毛病，想得多，洪武一朝虽然倭寇流民已初见端倪，但还绝不至于泛滥。
杨宝儿继续道：“太.祖一面与日本人交涉，同时又积极构建海防建设。就洪武年间，太.祖皇帝先后派遣永嘉侯朱亮祖、靖海侯吴帧、德庆侯廖永忠和信国公汤和等谋臣宿将商讨海域问题，他们预备打击倭寇防护我大明海疆。
同时《大明律》有云，‘凡将马车、军需、铁货、铜钱、绸绢、线棉私出外境及其卖下海者，罪之；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之。’”
沈约应和，“‘禁海’并非‘闭关’。然则禁海令发布之后，官方控制的船舶贸易仍然在进行。只是禁海打压和削减了某些走私者的利润，也绞杀了日本浪人的攫取，于是他们故意谈起胡惟庸通倭案，导致太.祖几次欲闭绝之。”
杨宝儿点头，他说：“然而太.祖皇帝认为海上船舶贸易既是经济，又是政治。太.祖皇帝要以海市宣扬威德，他要‘居中国而治四夷’。”
沈约心道，回顾太.祖皇帝的治理倭患的政策有甚么用，太.祖在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这一整条绵延的海岸线都设置了倭都司、卫所、巡检司，他修筑城池，树立壁垒，还装备舰队。以上种种，都与如今不可比，洪武年间的国力之盛，亦与如今不可比。
沈约很明白杨宝儿的意思，他这位同科的意思是如今倭寇之患加剧，都是因日本国内政变的结果。好比从建文朝到永乐朝，永乐帝大胆放宽海域，对海外经济宽松，还宣告欢迎四朝来夷，八方朝贺。永乐皇帝告谕日本及其他国家，大明日本今后可以友好往来。
然永乐一朝国力昌盛，兼之永乐皇帝朱棣的帝位来之有异，他宣告大明之气度，与外国结长生之好，会不会有部分原因是他需要外头小国的认可，他要征服外域，进而从外头的名誉上建立自己的名正言顺。
当然，这一说又说远了。
沈约与杨宝儿观点中不同的是，杨宝儿认为现在日本国的幕府时代治安不稳，导致流民武士日益增多，从而逃出日本滋扰大明海岸。但沈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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