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五晚，朱由校登基前一天，天公不作美，京城突然下起了大雨，给晚秋的北京带来了一丝丝凉意。
九月初六，五更，大雨带来的怀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天气转为大晴，日一出，朱由校即与泰宁侯陈良弼、恭顺侯吴汝胤、驸马万炜、伯陈伟，分别率领官员祭告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后又自己亲自祭告明光宗灵座，各礼完毕。已是上午七时。
此时晴空万里。朱由校以皇长子的身份，御太和殿，正式即皇帝位。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头礼。
群臣行礼之后，依照历朝惯例颁布即位诏书。每一位新登上宝座的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仪式的同时，隆重发布即位诏书。文武百官先在太和殿前跪听诏书颁布，之后，出宫来到承天门前，站立在金水桥南北。诏书由仪卫官托在云盘上，从官举着黄盖，护送云盘出午门。诏书被安放在午门外事先停放着龙亭里，仪仗人员也候命在此。龙亭的外观和大小相当于一乘轿子。仪卫校尉抬着龙亭随着皇宫御仗，出午门、端门，然后沿着承天门（天安门）北面的阶梯送上承天门城楼。
宣诏官在承天门上庄重地宣读招书。之后诏书被放置在礼器中，由承天门徐徐地降下，象征皇帝的诏令从此通行海内。诏书由礼部官员恭敬地接下，仍放在龙亭里，然后恭敬地送到礼部.刻版印制，颁行到各省。（以上登基内容乃是剽窃拼接而成，惭愧）
诏书全文约四千六百余字（找不到内容了），内容与其父明光宗即位诏书内容相似，大赦天下，改元天启，以明年为天启元年。
朱由校坐在高高龙椅上听着即位诏书，这即位诏书当然不是朱由校所写，对于一个文盲来说怎么可能写这个，而且非但不是他写的，连看都没看过，只是王安有大概给他说了说内容。都是古文，朱由校根本听不懂，一阵烦闷，心想，这回皇帝是当上了，当皇帝还真是麻烦，从早上开始，就跟赶场似的一个一个地方跑，到了这文华殿又是一番折腾，早把朱由校的一丝好奇和向往给折腾的飞的不知道那去了。不过还是得打起精神，一旁掌管礼仪的太监还时不时提醒朱由校各种必须注意的细节。还真是麻烦，想那后世，管理十多亿人口的主席也就是简简单单就上任了，中国的礼仪之邦中的礼仪指的便是这些礼仪吧，朱由校又找到了一个需要改革的地方。
这时，诏书已经念完，登基仪式过后惯例是大朝会，文武百官又回到太和殿，举行朝会，朱由校早上至现在已是苦等半天，见终于开始，不由神色一正。
按照惯例，新皇登基以后又是一番歌功颂德，这时内阁首辅方从哲站了出来说道：“启禀皇上，微臣有本要奏。”
朱由校看的终于是来了些有意思的事情，刚刚还是郁闷不已的心情立刻好转，挥了挥手，说道：“方爱卿，念吧。”
方从哲顿了顿嗓子，开始说道：“皇上登基，举国上下，欣欣望治，连山河都以少有的激情，为皇上欢呼庆贺。九月初五，陕西巡抚上奏，浑浊不情的黄河水，已连续五日变清。于是全国官民共相引庆，说是太平有道天子”。
原来还是歌功颂德，拍马屁，余下的百官一听这个，当然又是立刻齐呼：“皇上英明神武，天降祥瑞，护佑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拍马屁谁不喜欢，而且是上百号人一齐拍的马屁，朱由校听完心中一乐，连腰也挺的比平时直了少许。
刚刚高兴一把，朱由校当皇帝后第一个大考就来临。
由于明光宗在位仅一月，一年之内两位皇帝架崩，年号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这几日朝中大臣已是为这事争吵了几回，今日朱由校一登基，自然要把这个问题给推出来讨论了。
方从哲这时又说道：“皇上，先帝的年号如何安排还为解决，今日应速作决断，以免先帝遗憾泉下。”
这时一堆大臣开始了辩论会了，所谓的朝议就是这般模样，就着一件事大家各抒己见，好是热闹。于是大臣中有人建议取消泰昌元年，有人建议明年为泰昌元年，后年为天启元年，还有人建议取消万历四十八年。三种看法都是不恰当的，每个方案都要牺牲三个皇帝中的一个皇帝，显然都不可行。
这时礼科左给事中李若珪出来说道：“皇上登基，在先帝的年号之内，臣认为年号得改之。明年正月初一为皇上天启纪元开始，而今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应该借给先帝，称为泰昌元年。
在中国帝王史上，封建皇帝有庙号，有年号。庙号，有时也称庙讳，是皇帝死后的名字，或代称。年号，是封建帝王为记其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它始于汉武帝。一旦没有年号，没有纪年，就表示着否定他的存在。同样，如果明光宗的泰昌纪年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在明代没有明光宗这个皇帝，没有泰昌这一朝。而这些都是违反历史的。
按照历代礼制，“未跨年不改元”。李若珪的改元之议提出以后，有人立即表示反对。
御史黄士彦说：“若中岁改元，使人君不得毕其数，嗣君不得正其初始日期，子义为不经。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胜书，未及改元，修史谁能隐之”。
而御史左光斗，则不同意黄士彦的说法。他根据唐代曾有“父子共有一年”的先例，赞成李若珪的建议说道：若今日之议，万历到四十八年，泰昌也有元年。史书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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