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面的人刚刚搬完的时候，房主人就把这个房子接收了，基本上能在城里有房子的当年家境都不差，不是自身有家底的，就是会做生意的。毕竟待在城里，买个房子得花多少钱，就不说了。城里的生活开销也不少，要是没钱，在城里根本就待不下去。
所以算起成分来，这些人都是吃了大亏的。很多人都被扣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在这过去的十年里，受过的苦不知道多少。
柳安买的这个房子的房主是一个68届的毕业生，下放当知青之后，现在又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也不打算会北京这个伤心地了，就委托这边的邻里亲戚帮忙卖一下。
而且房主在乡下带来待了那么久，手上基本也没什么积蓄了，家里面也没亲戚帮扶。本来以为这个房子有生之年都没可能拿回来了，但是既然能拿回来，自然就要拿来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卖房子的那位也知道这屋子是什么情况，叫价也没叫太高，还稍微给柳安留了一点还价的余地。
最终这个房子也只花了两千块钱就拿下了，过完了手续，就去房管所登记了。
只不过柳安还得找泥瓦匠，把这房子稍微修一修。不过这种事情也不用柳安多操心，那些有手艺的人，早就猜到了这种情况，打听好那家院子里的员工搬出去了，房主人要回来住的，全都很自觉的来推销自己，就为了赚点钱。
这种房子基本已经十年没有维修过了，就算有修理，也只是修修房顶，糊糊墙而已。而且每间房都住一家人，所以每间房的损坏程度也不一样，必须得大修一次。张孝正买的隔壁的房子跟柳安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以两套房子，都交给了那些修理房子的人，只花了十来天，整个房子就焕然一新了，只是这钱花的也不少就是了。不过柳安把什么东西都包出去了，材料什么的也不管，所以也没操多少心。
明明上面的通知说，让各个单位尽量克服困难，在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的房子退回去。但是做到了这个通知的单位却是寥寥无几，而且那些单位就算愿意做，能力也有限，不能将搬出去的员工安置好，那些员工也不会般。
所以就发生了很多，房主人和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的纠纷。实在不行，房主人也只有跑到单位去闹，跑到政府去闹。但是就算是闹，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分出来，总不能让大家露宿街头吧。所以这房子迟迟不能回到房主人的手里。
不过很多被占了房子的都是华侨、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爱国人士，所以虽然事情现在不能解决，但是还是能引起上面的重视。
柳安现在的买的这个房子，算不少有多好，解放前也就算是个小富之家。住在这儿的人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家里有点小钱，大部分都是开了个铺子做一点小生意。
以前政策是那样，这些人也就只能被动挨打，但是现在政策变了，上面都已经通知了要把房子退回来。这些人自然不会放过收回自己房子的机会，这些人以前本来就是做小生意做惯了的，一个比一个精，也一个比一个狠。合起伙来到人家的单位去闹事，逼得单位不得不赶紧把房子退回来。
但是其他地方的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闹，势单力薄，根本就得不到什么结果。或是单位比较领导比较狠的，也不会多管这些闹的人。
就像柳安她们辅导员刘教授，他在北京也有那么一出不大不小的二层小洋楼，不过占了房子的那个单位，现在连个动静都没有，把房子还回来的日子遥遥无期。也幸好，学校都给老师们分了房子。
像刘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肯定是不会像那些小市民一样去闹事的。就算是闹，也就是写一个什么申请，或是什么信到单位去。住在那周围的的，基本都是和刘教授差不多类型的，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出什么力了。
外面的小市民闹起来，撒泼打滚上吊都能干出来，虽然那些单位也知道那就是在威胁他们，胆小一些的也怕担人命，不敢冒那个险。
十年动荡期间这些人是怎么也不敢闹的，等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多人的心思才又开始活了起来，不过大家也都不敢太嚣张，把握着度呢。
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新的政策‘改革开放’一出，大家也才是真的放心了，胆大的那些人也算是彻底的放开了自己。
本来向柳安这样做倒卖生意的没有多少，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做这些的人瞬间就多了起来。
最直白的表现就是，最近柳安她们的生意不好做了。
连谢听雨都在想柳安抱怨，火车上的人有很多跟她是一样的，带着一大批的货物。不过还好谢听雨在上海混的比较久，还不至于发生抢不到货源的事，只不过抢的人多了，这价钱自然也就高了。
柳安这里也是一样，只不过现在大家都把目光盯在城里的黑市了，还没人和柳安一样把生意扩展到农村，所以柳安的卖东西的生意倒是没怎么受损。只不过柳安收购东西就没那么方便了。
当地也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看到柳安收药材，自然就知道这个比较赚钱。当地就有人把药材收走，直接跑远一点，跑到城里的药店来卖，也是赚中间的差价。
因为一些大队离城里也比较远，柳安一次也就能去两个三个，然后再把货收上来。一般一个大队要个几个星期才会去一次，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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