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财务部经理叶胜萍原封不动将话传给我，我一听就生气了：“难道我还会做假不成，这产值也是财务部统计出来的，又不是我去统计出来的，她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搞得我这两天心情一直都不好，老板看了公司产值高发奖金，为什么我看起来一点笑容都没有，就问我，我没好气地告诉了臻总。臻总批评了我，指出老板娘现在开始脱离财务，慢慢负责审计，她怀疑产值有问题很正常。老板也认为老板娘是对的，我一天到晚很郁闷，解不开这个疙瘩：我这几个月辛辛苦苦将产值做上来，首次突破两百万，你一句话就说这个产值可能是造假的，而且连老板也这样认为，太不信任人了。我心里不开心，这几天也懒得和老板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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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过了一周，我也基本想通了，“人治文化”最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用能人，而能人通常会打破条条框框，因而能人就特别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现代企业管理讲究的是疑人要用、用人要疑，讲究的是“制度第一，能人第二”，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否则将来不仅会害了企业，也会害了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古代能臣对君主理想化的期望，是国人自欺欺人的大话。老板娘的怀疑很正常，她怀疑，就让她去财务和仓库查去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值得这样烦心吗？后来我看了很多案例，也回想了自己当时的情景，主要是第一次有这种不被人信任的感觉，那种感觉很伤人，而且当时是在兴奋劲上突然被泼一盆冷水，那种心里失落可想而知，加上老板又支持老板娘的看法。
人治社会，强调的是感情，以感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而不是法治下的权利和义务，西方管理者如果被怀疑被审计，觉得很正常，而中国人被审计就觉得不被信任而伤了自尊，所以，中国人在感情好的时候突然被不信任，那种精神的突然打击可能胜过ròu_tǐ的打击。我一直研究中西方文化，虽然没出过国，但受西方思想影响还是比较大，可是，我自己也深深刻上了中国文化的铬印。思想的洗礼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王安电脑，当时华人的骄傲，王安也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可是最终还是把总经理的位置传给儿子，家天下的思想仍在他脑中根深蒂固，由此可见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思想对人一生的影响力有多大。我离开大通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到底传统的小农思想对自己影响有多大，可不可以彻底清洗掉，我发现，有些事情虽然道理自己已经明白，但形成的有些习惯要矫正过来可能需要一辈子的努力，知易行难呀，连任正非这样睿智之人，其潜意识里都照样隐藏着很深的家长意识！
经过一周，我心态基本调整过来，主动找老板沟通：以后老板娘如果有任何怀疑，都可以去查。
我的意见消除了，但老板和老板娘对财务经理叶胜萍开始有成见了，认为她会“告状”，挑弄是非。
我从大通离职后，看到一篇国内三十位知名企业家拜会李嘉诚的文章，李嘉诚的一翻话令我印象颇深更证明了当时自己的反思及时：我们公司一向是以西方的经营模式来管理的。我作为公司的领导，对同事和经营的方针都会掺入一点我们中国人的人情味。当你看到员工对你的企业有贡献，同时对公司忠心并盼望在公司长期服务的，而你也感到他的品格正直，那么你就要留意他，要令到他觉得前途有保障。在信任员工的同时，亦必须有一个制衡制度。如果单凭个人的意愿，觉得某个人不错，就随便任用，最后出了问题，不止害了自己、企业，还害了这个人，如果你早有一个制衡制度，就不会出这个大毛病。
老板娘对我有成见是我在员工会议上将她同学的事扯到她身上，还有往来会计张涛被炒，我也曾在管理层开会说过：“不管有什么关系，违法乱纪或态度不正者都照样处理，张涛就是例子。”老板娘认为又是针对她，她对我已经有成见了。
终于有一次，我把老板娘得罪了，弄得老板与我发生较大冲突，导致我第一次提出从臻河辞职。
那是一次开会，有时老板娘也会参加会议，老板娘在会议上要求必须提供一份编制好的制度给她，我认为一是觉得没必要，老板娘也属总经办，文控中心在分发时，只分发给总经办一份，没分发两份给总经办，老板娘想看随时可以到我那去拿，如果多分发一份，文件数量太多了；二是我有点看不惯她当时颐指气使的那种派头。就对老板娘说：“制度给你一份就不必了，你想要到我那拿就行了。”
当时我直接拒绝老板娘，我感觉老板娘当时脸就有点挂不住了，第二天，臻总找来李卫，指责我对老板娘态度不好，必须改变这种性格和这种态度。
马副总的事、老板娘的事，我感觉这段时间老板怎么老指责他，这一次与老板在办公室争执得很厉害，臻总要求我要做下去，必须改变性格，我则是“我平时说话就是这样说，要我改，我宁愿不做”，当时非常僵，我一气之下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干不下去了，我觉得我现在怎么做都不对。”
臻总说：“不管你干不干，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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