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一定很危险。我想象着野生动物，蝎子和蛇，饥饿的老鼠，有毒的蟾蜍。或者是无形的病毒，带放射性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这里有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偶然发现的话对你不好。”他说，“最好是让我向你解释清楚。”
他坐到我身边打开了盒子，除了文件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是婴儿时候的亚当。”他说着拿出一沓照片，递给我一张。
照片上是我，在大街上。我正向着镜头走来，一个婴儿——亚当——被袋子绑在我的胸前。他的身体朝向我，但他正扭头看着拍照片的人，脸上的笑容跟没有牙的我差不多。
“你拍的？”
本点了点头。我又看了一遍。它已经被磨损了，边缘染上了色，颜色退得好像它正被慢慢地漂白。
我。一个婴儿。这似乎并不真实。我努力告诉自己我曾是一个母亲。
“什么时候？”我说。
本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照片上。“他有大约6个月大了，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定是1987年左右。”
那时我27岁。现在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儿子的一辈子。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把手又伸进箱子里，递给我一张纸。“1月。”他说。纸是黄色的，有点脆。是一张出生证明。我默默地读着它。他的名字在上面，亚当。
“亚当·韦勒。”我大声念了出来，念给我自己听，也是念给本听。
“韦勒是我的姓。”他说，“我们决定他跟我姓。”
“当然。”我说。我把文件捧到面前。虽然蕴涵了这么多含义，它却是如此之轻。我想一口气把它吸进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儿。”本说。他从我手上拿走出生证明叠起来。“还有其他照片。”他说，“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递给我更多照片。
“我们没有太多。”我在看照片时他说，“丢了不少。”
他的话听起来仿佛它们是留在火车上或交给陌生人保管了。
“是的。”我说，“我记得，我们遭过一次火灾。”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
他奇怪地看着我，眯起眼睛紧紧地抿住。
“你记得？”他说。
突然间我不太确定。是他今天早上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还是我记起哪天他告诉我的？还只是我早饭后在日志里读到过？
“嗯，你告诉我的。”
“我有吗？”他说。
“是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还是几天前？我想到了我的日志，记起了在他上班后读它的情景。他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情是在我们坐在国会山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他我的日志，可是某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开口。对于我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开心。“在你去上班之前？”我说，“在我们翻剪贴簿的时候。你一定说过，我想。”
他皱起了眉。向他撒谎的感觉十分糟糕，可是今天暴露的真相已经太多，我实在无力承受更多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他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想是的。”
我顿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照片。它们少得可怜，而且可以看到盒子里的也不多。难道我所拥有的、记录我儿子一生的就只有这些？
“火灾是怎么开始的？”我说。
壁炉上的钟报了时。“是几年前，在我们的老房子里，来这里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我去过的那一所房子。“我们丢了很多东西。书，文件。全都丢了。”
“但火是怎么起的？”我说。
有一会儿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的嘴张了又开，然后他说：“那是个意外，只是一个意外。”
我想知道他在瞒着我什么。是我忘了掐灭香烟、忘了拔熨斗插头，还是熬干了壶？我想象着自己在那间前天拜访过的厨房里，有着水泥台面和白色组件的那一个，不过是在多年以前。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咝咝作响的煎锅旁抖着一只金属丝网篮——篮子里装着要做菜用的切片马铃薯——看着马铃薯翻翻滚滚沉到油面下。我看见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在腰上系着的围裙上擦干手，走进了大厅。
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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