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话说得李渊怦然心动。
这个‘输籍法’是隋文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他利用这一手段搜括隐藏户口，以防止百姓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人口，从而确保朝廷收入，加强集权
当时的天下经过几百年动荡，使户口隐漏日趋严重，世家大族、豪绅富户荫蔽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朝廷直接掌握劳力极少。尤其是打来打去的北方，由于有未婚者只缴一半租税的规定，致使地方户籍出现了一家只有一人的登记情况。有的世家门阀，一户之内藏匿数百家，人数多达十多万，朝廷赋税收入因此而锐减。此外，不少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弄虚作假，或是隐瞒户口。这些现象严重影响朝廷的赋税徭役，削弱了朝廷的力量，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付诸实际。
文帝先在北方清查户口，整顿户籍，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仅在开皇三年这一年，就清理出包括五十万丁男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万人。
开皇五年，尝到甜头的隋文帝在全国大索貌阅，核点户口。所谓“大索”就是清点户口，对在籍编户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相貌和身体特征都详细记录在册；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验明正身。规定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流放，处罚相当严厉。同时又规定凡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必须分户，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壮大了隋朝国力。
但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家门阀和朝廷争夺人口的现实，只要朝廷有赋税徭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朝廷制定“输籍定样”（划分户等标准），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以“输籍定样”标准重新划分户等，以作为征调赋税、力役依据。由于朝廷规定的赋税、力役远低于世家门阀对佃农的剥削量，致使许多依附在世家门阀的佃农纷纷脱离，主动向官府申报户口，领走国家发放的土地，按规定纳税服役，成为朝廷的正式编户。
大隋立国之时，全国人口不足400万户，而到了仁寿四年，在册的已经高达890万户，人口超过5500万，通过这些庞大的人口基数，开皇九年垦田地2000多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高达5585万顷，而这还只是清查佃农所得的人口，以及官方土地，世家门阀的土地和藏匿的人口并没有算计在内。
隋文帝的成功是李渊对李元吉提议动心理由之一，更关键的是他在荆襄、巴蜀紧急执行的灭佛行动卓有成效，官府新增耕地面积高达三十多万顷，登记在册人口增加了十几万户。
这些户籍大都是由逃难流民，和强制还俗成家的寺庙和尚尼姑组成，而作为对李渊灭佛行动、以及尊道观为国教的回报，观楼道为首的道教主动上缴了一部分田产，并释放一些寄存在道观名下的农奴，而这仅仅只是开端，如果依照李元吉的的建议，把‘输籍法’贯彻到世家门阀之中，至少还能增加百万户、四五百万人口，这就意味着税赋收入下滑的趋势将得到根本性扭转，这样就再也不用看关陇贵族的脸色来执政了。
而刘文静和陈叔达相顾骇然，他们知道李元吉此策是打算对荆襄和巴蜀的世家门阀下手了，这一次不止是钱粮、还包括了人口和土地。
但两人现在却都不敢再劝什么，皇帝刚才有话在先，李元吉才敢当着他们面说这话，如果这时劝告，必然惹来杀身之祸，尤其是知道独孤整之死真相的陈叔达，更加不敢多说什么，皇帝连扶持他立国的亲舅都杀，他陈叔达又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两人心中固然大急，却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这时，李渊看了他们一眼，淡淡道：“你们先退下吧！”
“微臣告退！”刘文静和陈叔达心知皇帝有机要之事和齐王商议，两人行礼退下。
到了宫外，陈叔达忧心忡忡的说道：“刘相，这该怎生是好啊？如果圣上动了关陇贵族的命脉，大唐一定爆发内乱，到时候隋军若是从四周来犯，大唐就危险了。”
刘文静叹了口气，怅然道：“我大唐王朝确实承受不了内乱代价，可惜的是圣上已经不再听我们我良方相劝了，我们也没办法。”
两人无计可施，只能指望圣上不要一时冲动，白白便宜虎视耽耽的杨侗。
御书房内，李渊对李元吉不吝夸赞：“皇儿懂得利用舆情来分担朝廷压力，利用百姓言论，将矛头指向李密，这一手做得相当漂亮。”
“这是父皇教导有方。”李元吉拱手一礼，恭恭敬敬的说道：“儿臣自幼生活在父兄的羽翼之下，不知天高地厚，以前犯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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