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耕地数量已经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就算朱由校再怎么抑制打击权贵地主，也不可能达到“耕者有其田”。
解决多余劳动力，现在除了发展工商，并无他法。多开小作坊、多做小买卖，也算是自主创业，很好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是针对工商税收取的伤民弊端，朱由校与李起元商议后，制定了一个免税标准：货物总值二十两以下的小商贩，钞关不得收税。
小作坊也以用人数量来确定额税，家庭式的免税；雇佣工人三人以上的，正常税率；人数再多，规模再大，则税率上升。
在工商业，阶梯税率是必须实行的。朱由校也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还是试验性的。
中国有句古话：取之无形，使民不怒。西方有句话：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可见东西方都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就是税收要从富人身上拿大头，升斗小民少负担。
朱由校也知道这个政策到了下面，未必会得到切实执行。但你不能等到万事周全，吏治清明达到标准，再施惠于民。
先在法律层面颁布，让匠户和贱民脱籍，让老百姓知道朝廷有免税优惠政策，让地方官府也有法可依，百姓也有理争辩。
同时，朱由校也将此作为考成的一个标准。通过各地官府的执行情况来判定是能吏还是庸碌，好的自然是官员得力，差的就罢黜换人。
新任户部尚书李起元所上的改革十三议中，便有改革考成、严行考成这一项。
而考成法自张居正创立以来，从未在法律上明文废除过。只不过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后，使得考成法流于形式而已。
当然，李起元要严行考成的对象主要是户部，是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整顿财政是主要目的。
朱由校则稍作修改后，要在全体官员中实行绩效考核。
能者上，庸者下，整顿吏治也在考成法施行的是否科学合理，是否严格到位。
至于为什么要把科学合理放在首位，严格放在其次，也是朱由校吸取了历史教训所作的改变。
崇祯时期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也与李起元一样，认真执行考成法，使税收和财政有了些起色。
朱同检一看有效果，急脾气又来了，更加严格地施行。不管什么原因，收不上赋税就滚蛋。
于是，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对老百姓发力。什么闹灾，什么歉产，赋税一分不减，管你饿不饿死呢！
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悲催，民乱四起，此起彼伏，大明亡了，崇祯也自挂煤山。
所以，朱由校才要扩大考核官员能力的项目，不只是单一的赋税征收，更不能将此定为硬性指标，要灵活一些。
道理很简单，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最下面的就是老百姓。
一旦指标过硬过死，压得也过于严格，就会造就一批狠厉官员和虎狼衙役。
当然，朱由校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东西，包括政策法规也是一样，也只能是尽量完善，将弊端减到最小罢了。
…………….
广宁城。
后金军已经退去十几天，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战争阴云才算彻底散去。
随着明军出城占据前哨堡寨，侦骑远出刺探，得到有效预警后，熊廷弼才下令开城。
百姓们打扫街道，收拾卫生，出外砍柴，甚至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耕作准备，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
而两天前刚接完圣旨，身兼经略和巡抚，成为重权在握的封疆大吏的熊廷弼，却再次走上城头，眺望着远方，思绪难以平静。
弃广宁、右屯，主力收缩至宁远，连锦州都只是作为前哨预警，这就是朝廷，或者说是朱由校的最新布置。
如果说在广宁之战前，这般大踏步的战略收缩，朝堂上肯定吵翻了天，民间的舆论也会沸沸扬扬。
就算是现在，挟广宁大捷之威，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熊廷弼也知道朝廷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不战而逃，丧土失地，畏敌如虎……之所以主战速战派占优，还不是因为这些罪名污名不是谁都能轻易承受的。
口号喊得越高，越热血，越激进，好象就是越爱国似的。稍有退却，便是丧权辱国的大帽子扣下来，谁也受不了。
其实，当时朝堂上没有主和派，连朱由校和熊廷弼也是主战派，谁不想尽快尽早灭了建奴呢？
但希望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在明军的战力无法与后金军抗衡，在辽东屡战屡败时，还要狂叫“打打打”的人，要么是只凭一腔热血和主观意志的愤青。
要么就是大话炎炎、不懂战略、不讲策略，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完全无知的蠢货。
这两种人，朱由校将其定义为“急战误国”派。
而他和熊廷弼等人应该算是缓战派，或者说是一面收缩，一面进攻；一边闭关修炼，一边准备反攻。
整个战略设想便是在辽东辽西进行战略收缩，不与后金进行野战较量。
而在辽南，以及广阔的沿海，则采取积极行动。既是封锁，又让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不断削弱其力量。
当然，收缩并不意味着畏敌如虎，不代表就是缩在城池里无所作为。朱由校还有密旨，向熊廷弼说明以后的计划。
改军制、练精兵，特别是骑兵。朱由校要熊廷弼至少在三年之内，练出一支能与后金进行野战的铁骑。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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