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了王方庆与李敬一的府事交接问题，李潼才又问起姚元崇有关尚方监军械盗卖案的审查情况。
尚方监军械流出入市售卖，这件事情是由李潼揭发出来的。最开始时在朝中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武则天在盛怒之下，着尚书秋官、尚书夏官并司刑寺联合彻查此事。
不过由于前有皇嗣谋反，继而冬官尚书苏干入刑，紧接着又发生白马寺被抄，无不是震惊朝野的大事。所以尚方监军械盗卖一事，夹杂在诸多大事当中，反而被映衬得不再显眼。
毕竟案情再怎么重大，倒霉的无非尚方监一司官员与相关的一些市井商贾而已，与大多数人祸福关联并不大，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李潼虽然检举其事，但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弄军械、搞事情的想法，所以对于事态的发展也比较关心。
姚元崇以夏官兵部郎中参与此事，听到代王的问题，便回答道：“此案主推为秋官徐有功，卑职也只是附案参赞。徐有功久作行事，推案严谨，不失宏大，案情推审已经初有眉目，罪事追溯最早可达天皇调露年间……”
李潼听到这话，神情便有几分不自然，忍不住怒声道：“一桩罪事，绵延年久，十几年间竟无一有觉！天视天听被如此遮蔽，累年涉事之众，一定要作严惩！”
他这愤怒倒也不是单纯被人抢行十几年，主要是联想身世而生出几分悲愤。他那个老父亲李贤就是在调露年间被废，主要罪名是在东宫马坊搜到皂甲几百领，以此论定为谋反。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他老子被废，李潼不至于如此愤慨，毕竟没有那种朝夕相对的亲情，而且如果没有后续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他兴许还来不到这个世界呢。
他主要愤怒还是他爷爷跟他奶奶这对极品夫妻，你们他妈的防儿子倒是防得挺严密，结果尚方监军器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流出十几年却茫然无知。活该一个身死后被戴绿帽，一个临老被跳反，纯粹是活该，报应轻了！
在座诸人熟知故事，听到代王殿下如此忿声，对望一眼，也都各自心会。这种妖事，放在谁身上一时间也都难看得开。尽管谁都知道，故太子李贤被废，原因绝不止于此。
姚元崇有些尴尬的继续说道：“案事延续年久，所涉人事也都杂芜难追，秋官徐郎中就事申论，推问此案，重点并不在于罪实诸种，而在于深查罪因，若不能从根源杜绝此类事情，即便严惩于当下，不过肃清于一时，久则故态弥张。”
“哼，徐有功不能专事职中，只是泛论道德。以大义遮蔽小罪，目律令为私器，实在枉为刑吏，窃食禄米，不能矫正人事！”
对于徐有功这个人，李潼本来印象不错，武周一朝酷吏横行，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徐有功还能守住底线，不因刑逞威，可谓一股清流。也正因此，史论评价往往将其摆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的对面，作为一个刚正不阿的法官代表。
但在这件事情上，李潼就有些不能认同徐有功的做法。倒不是其人所言没有道理，而是这番议论已经超出了其人职权范围，大环境再怎么不好，也不是有罪者免于刑罚的理由。
姚元崇闻言后便点头道：“参案之司刑少卿杜景俭也如殿下所论，深查罪因与严惩罪实并不相悖，力主有事则查，有罪则惩。至今所引涉案罪官十几员数，其中不乏远任外州者，畿内罪民几十户，即便主犯身死，也要量刑抄没家资……”
李潼闻言后便点点头，武周天授年间的司刑官员，通常以徐、杜并称，以对应酷吏中的代表人物来俊臣与侯思止。但无论是个人的才器水平，还是所达到的成就，杜景俭都要远超徐有功。
杜景俭在武周一朝两度拜相，其人才器并不只局限于刑事。
徐有功一生则只在刑事之中浮浮沉沉，之所以名气还要大于杜景俭，主要是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在长寿年间的风波中保住了窦氏一家性命。以至于到了开元年间，窦氏长子窦希瑊还上书要将自己的官职转授给徐有功之子以答谢旧恩。
心中略作人物臧否，李潼又问道：“案情既然已经清晰，鉴于此情，兵部夏官可有什么革除旧弊的计略？”
姚元崇闻言后便沉声道：“尚方监之所以长久积罪失职，一者在于国用日短、度支困蹇。二者在于职事繁多，失于调度。有关前者，朝中功士俱参漕济事宜，一旦利好大收，自能转济百司。后者则是国计军事积年有改，这就需要量权分授了。”
朝廷财政逐年恶劣，诸司需用都受困扰，这一点倒不需要多说。只是听到姚元崇所言后一条，李潼不免眼前一亮，暗赞姚元崇不愧有救时宰相之称，对问题的认识很深刻，能够直指核心。
尚方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乱象，往小了说是在用度不足的情况下，任事官员们搞一些违法操作。往大了说就是随着世道发展，特别是内外军事情况的改变，朝廷在有关制度方面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已经严重滞后于现状。
国初所奉行的府兵制，府户们且耕且战，兼领番上宿卫，相当一部分军器都需要自己筹备，余者也有各地的折冲府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武库军备负担较小，所以还可以归在少府尚方监的兼领之下。
可是随着府兵制逐年崩溃，而北衙军权也原来越重。像是贞观年间还是只有北衙长上左右屯营并飞骑、百骑这些军众，统共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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