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百丈米，山上又有近百口泉眼，冬夏不竭。
在嘉定府也是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本来就是一个两江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余玠实施紧缩战线的战略，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
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可见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此外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不只如此，在政治上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百姓就失去了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此外余玠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
在赵昺看来，余玠所为可以称得上的是教科书似的战绩，其不仅通过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还伺机对敌进行反攻，在淳佑十年冬，他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
此后在淳祐十二年，蒙古汪德臣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又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中，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片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使敌不能完全控制四川，可以说没有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为大宋续了几十年的命……
前时为获得有利态势，赵昺命湖广置司发起了数次小规模作战，收复了归州，夺取了秭归和巴东两座江南重镇，天险之一的沔关，也为征西获取了前进基地。但他的目光此时放在了上游的三峡，此前的一系列作战与接下来面临的三峡争夺战相比只是毛毛雨，那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胜则进入川地，败则只能退回江南。
三峡号称长江中最为奇秀壮观、最为摄人心魄的风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数亿年的天地造化，成就了这独步天下的天然山水画廊。但对于行舟其中的人却没有文人们眼中的诗情画意，而是名副其实的鬼门关，在这样的峡谷里航行，峭壁参天，江涛拍岸，使人惊心动魄。
三峡交通多依靠舟楫往来，三峡江水险急无常，暗礁密布，险滩、明岩皆对过峡船只造成阻碍。三峡的水急，万水奔夔门，峡中惊涛骇浪。江水落差大，江中礁石密布，行船困难。水位一日之内暴涨十几丈，一年之内水位变化极大。
且江面宽窄不一，宽的地方盈里，水枯时狭窄处仅十数丈。而江水各段深浅亦不一，最深处近七、八十丈，水浅处不到六、七丈。江中更是暗流纵横，旋涡小者如斗，大者直径近十丈，深达丈余，船只一旦卷入其中，难逃船毁人亡的厄运。过去川蜀的商人东来江南做生意往往也是以舟船满载货物顺江而下，但是到了江南后却又连船带货一起卖掉，而人则是选择陆路返回川蜀，其中原因就是畏惧三峡之险。
三峡处于长江中、上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能通中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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