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并非不愿大举北伐，一战而定天下，但也有诸多的不得已。这不仅是他独自的看法，朝中不少大臣与有识之士皆认为时机未至，每当形势紧张时，应节严甚至几次入宫劝他不可轻信人言，万勿轻举妄动，千万不可因一时之气而冒险。而他也非糊涂之人，深知其中的危险，当前非是北伐之时。
首先从政治上看，自收复江南之后，赵昺对叛官和附敌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其中不乏士人阶层。使得江南士人阶层认为他太过残暴，苛待士人，从而心生不满。接着便是陈宜中谋逆案，又有一大批江南士人被镇压，还牵扯到行朝中的一部分官员。其后又借与吴家大婚对江南官僚世家进行了打压，导致江南士人对他十分愤恨。
所以说现在江南政治局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却危机四伏。而在回复江南后，经历多年战乱的百姓也是民心思定，不愿意发动大规模战争。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里，战争怎么打？战争离不开政治。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局面，战争还怎么继续？
再就是经济上的考虑，战争是要有经济保障的。“十万之师，日费千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经济困难也是难以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极重要原因。
当前军队的开支是大头，现下禁军兵力有四十万之众，按照每人每人给粮三升，伙食钱五十文计算，就需要粮食一万两千石，以时价每石八百文计算，两项合计就达到近三万贯，这个数目只多不少，因为军官和水军的伙食费还要高于普通士兵，仅此一项每年就达到一千一百万贯。
再一个是穿衣和装备，当兵的总不能光着屁股空着手上战场吧！装备不必年年更换可以另算，但每人夏冬各两套军服，还有靴帽是不能少的，即便每套保守的算也要五贯钱左右，一年就是八百万贯。武器虽然不用年年更新，但是训练也要有损耗，需要时时维护，消耗弹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就是官兵的薪酬，现在实行的是募兵制，是要给工资的。考虑到当前的生活水平，一个三口之家月需六贯才能维持生活，所以赵昺将新入伍的士兵薪酬定为每月六贯，随着其服役年限的增加，到七年退役时最高可得十二贯。而军官也会随着职务的晋升而增加，最低的队正起薪是十贯，而最高的枢密使可达三百贯，所以每年薪酬开支最少也要四百万贯。
但是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开支，每逢重大节日和国家大事要赏赐，作战要有战时补贴。受伤、牺牲要有抚恤，退役要给补助金。而这些仅仅是人头费，每年的开支就达到二千万贯之多。另外武器和装备更新也是大头，且需要进行储备，以备战时损耗。今年还没有过完，赵昺投入到军器监的钱就已经超过五百万贯。
除禁军之外，还有厢军近二十万，他们的待遇和武器装备上虽然要少于禁军，但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防止泉州军背国投元的事件重演，赵昺也将厢军所需列为由朝廷供给，而不是由驻地州府负担，每年也需要费用在千万贯左右。
所以当前就是维持这样规模的军队，每年朝廷花费就要在四千万贯左右。而有的人会说，反正闲着也会花费这么多钱，何不出兵征战，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
有这种想法的人，赵昺只能说其脑袋让驴踢了，战争一起可以说无人能置身事外。和平时期，军队的额外的消耗无非是训练所需的弹药和装备更新。但是打起仗来，物资消耗就不是成倍增长了，而是成几何线性增加，伤亡更是不可避免，相应用于抚恤和治疗的开支也会增加。
战时征调民夫运输粮草，人家也并非是自带干粮白给你干活的，不仅要免除税赋，还要供给饭食钱，而他们也要吃饭的，每运一趟只民夫就要消耗三分之二的粮食。且由于路途艰辛，累病死者比之士兵也相差无几，同样也需要朝廷出钱抚恤。
这些还是花在明面上的钱，其中还有隐形的消耗，一般前方有一个士兵作战，后方就要数倍于其的民夫进行保障，动员的青壮也是十万计的。如此必然会影响后方的农业生产，导致土地荒废，国家的税赋也就无从谈起，可谓是有出无进。而这些还是在打了胜仗的基础上，若是败了，嘿嘿……国家基本破产了！
后人皆说宋朝是士人最幸福的时代，但是这种幸福是建立在丰厚的收入之上的。比起历代而言，宋朝的俸禄可谓相当优厚的。
一品宰相的话，在仁宗时期月俸有三百贯，禄粟百石，绫、绢、棉、罗若干，还包括百名仆人的衣粮以及薪篙炭盐等各种杂费，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补助，这些换算出的薪饷已经相当不菲了。逢年过节，皇家祭祀，还可获得赏赐，包括金银绢缎等，折合成现金也颇为丰厚，有时比一年的俸禄还要高。特别是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规模最大，对国家财政和官员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拥有宰相职衔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在职也不过寥寥数人，国家还是养的起的。可即便是品级不太高的地方官，一般也有四、五十贯的月俸，绢绫若干，仆人衣粮等，并且有政府补贴给地方官作为报酬的职田，这部分职田还是减免税收的，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其实就是变相发养廉银。这么看来，比上不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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