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来到这个世界时，除了惶恐，还有失望。在他的印象中宋代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巅峰时期，而以他所见到的几座大城，无论是初时的广州、泉州，还是收复江南之后的临安城，遍布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其中自然有刚刚经历兵火之故，可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没落。
以赵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虽然不失高大、雄伟，甚至依旧富丽堂皇，可是在他这个缺乏审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和美感。这折射出大宋无论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对艺术的追求已然丧失，也变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
从这些情形中，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质，赵昺想想也就释然，那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
所以在赵昺眼里这幅人人称赞的画作，虽然技法娴熟，色调鲜明，可仍然带着衰败之气。作者依然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却没有能够冲破固有的执念，没有反思和创新。在加上一帮附和者的称赞，他更觉陈腐之气盈院，处处弥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话说世事难料，但赵昺觉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记的有位叫‘灭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不断挑起战争。他觉得这种观点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验证，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工艺难以得到创新。
现代学者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结论就是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赵昺觉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
不过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统制阶级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纺织业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赵昺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当他前往琼州时，那里尚是荒芜之地，人口稀少，处于难以自给的状态，这就需要以机械来填补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产力。而这也便是他能够得到臣属们的默认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闹’，发挥他的所长，却没有过于干涉。
但是收复江南之后，形势已然改变。江南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蒙元南侵，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加上蒙元政策的改变，江南人口损失相对来说较少，并不足以改变土地供给不足的现状。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导致土地兼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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