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支部队喜欢面食，赵昺并不意外，也标示理解。在收复江南的鄂州之战后，宋军俘获了二万多蒙元汉军，当时没有人愿意接收这些俘虏，必定皆是新收复之地，这么多俘虏留在一处，那就是不稳定因素。加上这些汉军多是中原汉人，在宋人的眼中他们与蛮夷几无差别，因此建议将他们尽数处决，已决后患。
而赵昺与他们考虑的却是不同，他觉得北伐之后前往北地，这些汉军不仅熟知情况，且擅于骑射，加以训练后，便是一支可用之军。所以将他们带回了江东，经过遴选，剔除了老弱，留下青壮加以训练，并补充军官，又编入了部分新军，重新组成了两个旅，番号为护军四旅和五旅。
不过考虑到这支部队的特殊，新编的两旅没有像其它各军一样驻扎在京畿，而是分驻在绍兴和嘉兴两地。此次出征，赵昺率领的是护军亲卫旅一个团、一旅、骑兵旅和四旅、五旅、辎重旅，作为主力的二旅和三旅及炮兵旅则配属给江东置司指挥对付南侵之敌。
大家都知道北方人好面食，南方人喜稻米，作为一支主要由北方人组成的军队，他们不喜欢吃米饭，而更愿意喝面汤也就不奇怪了。而将这种类似方便面的速食品全面装备部队岂不就可以了吗？赵昺只能说抱歉，朕当下真的做不到啊！
当有人问，古代军队一般都吃什么？古代军中军粮都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逆天发明？回答这些问题先要问问地里长什么！
简单的说，秦汉之前北方以耐旱的小米，也就是粟为主食；到了汉代小麦及大麦的种植才渐渐扩大，但普通人家只能吃麦粒直接煮成的麦饭，面粉做成的各种面食如饼、馒头等，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享用；而这时的水稻只在南方种植，而且产量也远不如现在的高；至于玉米、红薯、花生等高产作物，那都是明朝中后期的事了。
因此吃什么，在古代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也就有了粟饭流行于北方，米饭流行于南方的说法。当下大宋朝丢了江北，也同时失去了麦、粟产地，在江南部分地区虽实现了稻、麦轮种，可想天天吃白面也不可能。早期亩产量低，人们吃麦子是不做深加工的，和米一样直接煮成麦饭。这种麦饭口感很差，常常被视为粗食，所以面粉在此时相对来说还是稀缺品。
战争是个极其消耗资源的活动，军队自然是什么多，什么便宜吃什么了。从秦汉到隋唐，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及洛阳一带，军中主食也以小米为主，毕竟粟米是赋税主体，稻麦只能算作“杂粮”。而江南是稻米的主产区，军中自然也就以稻米为主要食物了。
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吃的问题，毕竟粮食不能生着吃，当然也排出饿极了硬吃，但便秘或拉稀是肯定的。此外军粮还要考虑到军队的特殊性，像在家里那样从容的研究厨艺估计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还要追求方便快捷和耐储存。最理想的当然是能带在身上，拿出来就能吃，打仗间隙随时可以补充能量。
在方便快捷的基础上，军粮也要适当考虑口味，也就是从吃饱向吃好过度。紧毕竟士兵也是人，天天吃粗粮也受不了，且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也确实发生过改善伙食后打胜仗的例子。赵昺还记的大宋朝也发生过‘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的极端事件。
吃饭也是战斗力，这个不仅是古代，即便是现代也是有共识的，而有关此的言论赵昺听得更多了，并当做真理般的加以践行。在度过帅府军最初的财政困难后，他的军队也便告别了日日白饭就鱼干的日子，并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也不断的提高军队的膳食费，制定了严格的伙食标准。
大家都清楚，军队在平日驻扎在营中，开火做饭并非什么难事，但是战时吃饭就是个麻烦事，赵昺也将这个问题提到了日程之上。可他很快意识到在缺乏现代保鲜和生产技术的古代，要解决野战状态下的吃饭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赵昺经过调查和研究，发现古代也并非没有野战食品。如果说踅面类似于现在的方便面，那么鸭肉包饭和现在的盒饭十分接近，这是五代时的陈文帝的发明，他在攻北齐的前夜，炊米煮鸭，然后以荷叶包裹米饭，上面放上鸭肉，分发给每个士兵，当做早饭吃。
此外，有关的著名军粮有诸葛亮的馒头（带馅）、锅盔，此在川陕等地十分常见，口味自然也谈不上了，但确实方便携带且耐储存，也算得上很实用的发明了；戚继光的“光饼”就更便携了，将和好的面团擀成饼状，然后在炭炉里烤熟，最后中间穿孔，直接挂在小兵身上，饿了就扯两块下来。其根据不同口味还可以加入不同作料，总之是十分靠谱的野战口粮。而馒头这种国民级食品及其来历基本上是妇孺皆知了。
不过这些都是临时加餐，大多数情况下军中还是将大米或粟米煮成饭或粥来吃。而至于后世军粮的改进，大部分则是围绕着面食进行的。赵昺记的米饭之所以难以做成野战口粮，还是因为干燥技术一直不过关，以致营养缺失，口感很差，知道二十一世纪速冻干燥技术的成熟才得以解决。
不过赵昺知道明朝军中曾出现过以米饭作为速食口粮的事情，那就是把煮熟的米饭晒干，然后作为军粮运输保存，需要的时候用热水冲一冲就是能吃，口味和营养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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