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骑兵落后，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而步兵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从宋与夏、辽、金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比较来看，宋军一味地消极防御势必取失败之道，这方面历史已作了最佳注脚，也成为共识。
古人说，南舟北马，南耕北牧。南方人善于使船耕种，北方人善于驭马放牧。而说南方人不善于骑马，赵昺以为并不是说南人掌握不了骑马技术，事实是没有马可以骑！人们总是将宋军缺马归咎于丧失了燕云十六州，从而丧失了养马地，导致宋朝只能通过榷买来获得战马，而偏居江南后更是无处牧马，获得马匹的途径更加狭窄，使缺马成了常态，后期骑兵更是名存实亡，导致与外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
赵昺前世也接受了由于没有养马地的缘故，导致缺马的观点。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为了战车所用就已经在两淮地区养马。而蒙元更是在全国各省各县都有大马场。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有很多官办，还有很多蒙古贵族的私人马场。其中不及在江南地区建立马场，两淮地区也有诸多马场，尤其以淮西马场为最。
究其缘由，赵昺以为其实还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及观念的问题，而根由还是利益。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经济形式是以农耕为主体展开的，土地是十分珍贵和短缺的，可养马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此两者间就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因而中原王朝受限于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骑兵建设总是困难重重，这是农耕文明的苦涩，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就不一样了，一来对于他们来说，马匹是生产生活中的刚需，放牧离不开马匹，二来他们草场多，遍地都是草，所以也不用为草料操心太多。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元在进入中原后，就有人建议将中原的土地全部变成牧场，这一建议被耶律楚材否决。然而，虽然被否决了，但此恶政却在小范围之内实行了！蒙古人可以毫无顾忌的毁掉农田，然后建马场，甚至蒙古军抢夺民田，将之变成牧场，并且“久不归”。
其次马匹在所有驯化的畜类算是饲料转化率偏低的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牛羊和骆驼这三种畜类都是偶蹄目动物，偶蹄目动物都有三四个胃，而且会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很高；而马作为奇蹄目动物无法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只有四成不到。要想保证马有足够的生长速度就要不停吃，晚上还必须要供应饲料，对精饲料的需求也更大。
这也就是“马无夜草不肥”俗语的由来，所以在古代，某些精锐骑兵部队的战马都是喂的粟米，这个伙食标准别说和一般畜类比了，和灾荒年间的活人比都高出一个档次。至于黑豆更是几乎成了马料专用词，还有苜蓿一类的高档牧草，在古代几乎也都是专供战马的，可见农耕民族养马实在耗时耗力，还费钱的事情。
另外，在古代，马匹还有一个问题使得农耕文明很难接受，就是马匹的用途太单一了，只能作为役用畜类。马匹肉质从来没有受过欢迎，马皮和马毛没有太大利用价值，马奶的产量也不足以令农耕文明青睐，甚至在粪便方面，马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其他畜类的粪便大多能作为肥料来肥田，马粪不行，马粪是酸性的，直接扔田地里的话对土壤有害而无益，因此马匹作为役用畜类性价比被牛甩开了三条街啊，甚至连毛驴都不如。
再有马匹是食草动物中的另类，性格是非常差，咱们都说人脾气倔起来像头驴，实际上马倔起来比驴还驴。发狂的马比疯牛还可怕，弄死几个人跟玩儿似的，马匹爆发冲突的时候，除了尥蹶子外，还非常喜欢用啃咬来解决问题，且牙口还贼好。所以雄性战马是要阉割处理的，否则让人难以驾驭。然而阉割过的马，传宗接代对于它来说就成了奢求了，所以你也很难要求骑兵部队自行繁殖马匹，那比让太监逛青楼还缺德。
此外战马的体力巅峰只有七、八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普通士兵的巅峰期还短的军事消耗品。毕竟人类士兵从二十到三十岁整整十年都可以称为体力巅峰期，极端情况下四、五十岁的老卒也会被拉去戍边，但是马匹过了年限是真的不能上战场的。由此可见，想保持一支精锐骑兵的话需要长期投入，不存在一劳永逸解决骑兵问题这么一回事。
由此可见，马匹对于农耕文明来说，除了军事用途以外，真的简直就是一性价比极低的造粪机器，造的粪还不能肥田。所以即便是像宋朝和明朝一样，对民间养马开出诸多优惠政策，也很难保质保量地对骑兵部队提供马匹。而在赵昺看来就是朝廷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的甩锅行为，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懒政’，从而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政策难以持久。
民养马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无法提供合格的战马，毕竟一匹马是需要很大的地域作为活动场地，而民间养马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只能是圈养。且与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养马只是被动的为了完成朝廷的下达的强制任务，只需交够规定的数量即可，也不会对马匹进行必要的训练。
比如宋朝立国后面临的几个北方强敌，女真人不是游牧民族，他们以农耕、狩猎多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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