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毕幸山，行驾队伍开始入城。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尤其是影视剧的影响，古代皇帝都被称为九五之尊，皇帝们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不论吃穿用度，都要讲究。在出行上面，也是要摆足了架势，必须豪华、气派，只有文武咸集，百官毕至，车马如鲫，旌旗蔽日，华盖如云，皇家卫队前呼后拥，如此浩大的声势才能彰显皇家威仪。
赵昺初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以为是如此，但是一段时间后就觉得自己受了骗，中了影视剧的毒。真实的皇帝出行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浩浩荡荡，其实就是一群保护皇上的人，虽然人挺多的，但是也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
起初赵昺也不大相信，以为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赶上大宋朝亡国之际，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心情，也没有实力来讲排场了。但是在琼州稳定下来以后，他才明白除非是皇帝登基，拜谒祖灵等国家大事才会出现电视剧中那种隆重的场面，真正的皇帝出行其实很普通，尤其是宋朝，皇帝出行更是随便的多。
因为当时宋朝都城汴梁存在相当严重的“侵街”现象，即道路两旁的商铺、摊贩为了扩大生意，扩大场所范围，甚至搭建违章建筑，这就给皇帝和官员的出行带来了阻碍。面对这种情况，北宋朝廷采取的对策是缩减皇帝出行的仪仗规模，对于关乎民生的违建不强行拆除，对商业性质的违建征收税金。
这也使得北宋中后期的皇帝出行成了历朝历代中的“奇葩”，不再具有什么威仪，而是与路上行人交杂而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及仪仗队伍，都混在人群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的场面才是常态。而南渡之后，行在留杭州，那里的条件更差，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北宋的规矩。
赵昺更是个不喜欢这种前呼后拥的场面，为了什么仪式感而劳民伤财，搅得四邻不安，一切皆是能省则省了，出门也是轻车简从，自己只带着几个内卫出门的事情也没有少干，所以此规矩倒是很对他的胃口，自然也没有修改的念头，甚至还有从简的趋势。
本来时隔五十余年后再度收复南京，皇帝拜祭原庙应该是件盛事，且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但是赵昺也不想搞那么大的场面，可想着当前虽然局势趋稳，但仍在战时，有必要炫耀武力，一者可以提振士气，二者可以震慑宵小，就也稍稍松了口，入城和祭拜仪式要简朴隆重而不奢华。简单点儿说就是少花钱多办事，便宜又实惠。
皇帝可以说简单，但是底下的人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不仅来路上护驾的全军戒备，时刻准备应对不测，赵孟锦也是调动沿途诸军备战，驻守应天府的第一军三个师最远的都外放到五十里之外，严防蒙元袭扰圣驾。在现代领导出行一般都会有警车开道，沿途戒严，禁止通行。古代帝王出行时同样会如此，但这种交通管制叫“出警入跸”，也就是肃清道路，禁止行人通行。
出警入跸始于秦，而单纯的“跸”，也就是封路警戒，早在周朝便已开始。百姓冲撞仪仗叫犯跸，要遭治罪。仪制令，上有四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规则，意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官员让路，年轻人给长者让路，轻装车要给载重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其中，“贱避贵”就是根据等级而定的回避制度。
太祖赵匡胤也曾规定，“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官员出行，凡官职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职高的官员，一律都要停下轿来避到路边，官职低的官员本人还必须来到大街边上迎着上级官员的大轿挺身长跪，待官职高的官员过去，方可重新上路。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撞，若有冲撞，将被治罪。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
帝王出行时的交通管制更属于“高级别”的，平日里则也有严格系数相对较低的交通规则。就在皇帝祭天的功夫，辎重旅和第一旅大部已经入城，接管了隔城的城防，并在沿途路口设卡、警戒，充当‘清游队’，其作用是清道。当然这并非是宋代的独有配置，而是历朝都有关于道路的明确规定，某些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清道使”官职，负责出巡道路的规划和清理。
清道的对象有二，一是道路本身，另一是人。
清路不仅是实施交通管制，清理路上的行人，还有所谓的“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不过这也并非仅仅处于对皇帝的敬意，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当时的干道，没有现代的水泥、柏油路，都是由黄土混合沙石用石碾碾压筑成，在刮风的时候，尘土飞扬，路面被车轮碾压破坏坑坑洼洼。用黄土铺垫修整道路，再泼上净水，减少扬尘，就成了必要工作。
针对人的清道主要是回避制度。这事儿的处理难度更大，很需要官员讲政治和讲工作方法。因为皇帝既希望老百姓回避，不影响安全和道路顺畅，又希望老百姓能得见天颜，显示天子威仪。因此，回避不等于清场，还得尽可能有百姓在道路两旁跪拜。
所以，地方官员既要约束百姓，不得惊扰圣驾，又得将民众集中，组织他们于道旁跪拜，充作皇帝出巡布景板，也是最让迎驾的官员头疼的事情。而在这个非常时期，蒙元重新集结的大军距应天府不过五十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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