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王应麟见陛下陷入沉思，便告退而出。而王德看小皇帝发呆，也是习以为常，悄悄收拾了东西，退到车厢前间，放下帷幔独留陛下在那苦思。
赵昺清楚如何避免军队专权，形成割据势力，应该是伴随着王朝兴起的千古难题。周朝分封诸王治理天下，结果是诸国分立，群雄争霸；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以避免国家分裂。而汉朝在继承郡县制的同时，又实行宗王分封制，压制地方政权，参与行政，以此来保证国家的统一，可宗王叛乱伴随始终，统治者在分封与削藩中苦苦挣扎。
唐朝再度统一国家后，以官员治理地方，藩镇驻守边疆，宗王不再分封到地方，避免其掌握实权威胁到中央政府。但依然没有逃脱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直至发生‘安史之乱’，晚唐统治者在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中重构藩镇空间机构与权力结构，清除了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
不过赵昺清楚这一政策，并没有能完全化解危机，朝藩矛盾的主线依旧沿着这条唐廷与原边镇势力的矛盾在发展。只是由于唐廷已于内地普设藩镇，原来的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已被打散，所以朝叛冲突不会再像安史之乱时期那样剧烈，这正是唐廷经由安史之乱，通过重构帝国空间结构所取得的教训。
此后历代唐朝皇帝，延续着打压这些旧有边镇势力的政策，虽然代宗、德宗、宪宗诸帝削弱这些军团的方式和程度还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乱时的肃宗，他们都要更主动积极。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已经会将朔方、四镇北庭、平卢、幽州这些原先的边境势力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不管它们是曾经的叛乱者还是平叛者。
同时，上述诸帝对这些旧有势力的打压，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权威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早在打击关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神策军，并且逐渐在关中构筑起了一种神策军镇与边镇互相配合和制约、并且盈缩有度的多维度空间结构。
宋朝在这点上也是采用了这中方式，通过构建中央控制的大禁军来遏制地方厢军，同时又以厢军来钳制禁军，达到赵匡胤所设想的力量平衡，即‘地方军队作乱，则以禁军进行镇压；而禁军叛乱，则调地方厢军勤王’。以此来防止武将实现地方割据。
但效果似乎不尽人意，由于初期厢军战斗力羸弱，难以保证边境的安全，宋廷实行‘更戍制’，调集屯驻在京师周边的禁军戍守边境。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将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为防止将领专权，朝廷临时任命戍军统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易于控制。
不过更戍法却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导致宋廷在边境战争中屡屡战败，使得神宗时不得不罢废更戍法。禁军的衰弱，守备边境的任务就更多的落在了边境地方部队身上，而边军的战斗力也远超禁军，以致国内发生动乱或者大的战事发生，要靠调动边军来解危的窘境。
而唐廷的‘扬朝抑藩’政策，在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些唐廷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转变成当地的基层势力而已。
而宋朝在这方面做得却比较成功。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就采用赵普的‘收财权、遣流官’的策略，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先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又将财权收归朝廷。这样地方军阀没兵没权想造谋反也没有了实力和财力。
同时宋廷通过科举制选拔官员到地方任职，并定期轮换，不让官员在一地长期任职。科举制使选拔官员的渠道拓宽，使地方门阀世家趋于消亡，士绅阶层得以崛起。而流官制又使官员不可能在某一地长期任职，也就限制了与地方势力联合，避免割据势力的形成。
不过这个历史在南宋又重演了一次，只是这次手段激烈，为世人诟病。在靖康之乱后，中央禁军基本被打散，赵构以自己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元帅府兵以及各地的勤王大军为基础建立了“御营司”。当时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四川的吴阶分别领其中一军，并改名为“行营护军”。
但是这些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衙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赵构迫于大敌当前，不得不承认这些军队的合法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随着抗金战争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对拥有兵权的大将更是疑忌，于是谋划收回地方军将的兵权，结果中兴四将被罢黜，而岳飞被杀，令本已分散的兵权再度集中赵宋皇室手中，保证了赵宋王朝的延续。
至于岳飞之死，说法很多，至今也是争论不休。但是赵昺以为将这件事放到历史背景之下，岳飞之死与南宋初年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息息相关，是利益纠葛中的牺牲品，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当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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