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前世只是一个理科生，本业是造船的，在军事上也只是一个爱好者，完全不具备成为一个军事家的素质。但他有个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可以靠抄袭成为一个伪军事家。当然这个伪军事家也不是好当的，他也必须审时度势，创造条件来实现‘偷来’的构想。
而赵昺之所以对文天祥收复重庆感到异常的兴奋，是因为如此就可以实现‘藩篱三层’的设想，最大程度上保证江南的安全。但是这个设想也并非是他的原创，而是来自本朝的名将孟珙，他只是对其的构想进行了调整，并努力践行而已。
在淳佑元年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侯爵，兼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统领长江上游、中游的防务，正式成为南宋两个战区的主帅。纵宋朝300余年，没有任何一个武将能达到他的职权。尽管如此，孟珙依然尽心尽责地为国家出力。
宋蒙战争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后，孟珙开始着手大本营京湖战区的建设及建立整体性的防御体系。其引用三国名将陆抗的话：“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若非增兵八万并力备御，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
孟珙指出，长江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北鄂州防线漫长，既有渡口，又有关隘，处处防守的话令人堪忧，因此必须倾全国之力守住荆襄一带。中游重镇江陵城，四周都是良田，孟珙发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样的平原没有阻拦，敌人骑兵能够很快到达城下。因此他亲手绘制工程图，组织军民在江陵附近以沮、漳、汉三条河流为依托，建起堡垒和隘口。后来襄樊的失守直接导致南宋灭亡，证明了京湖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
其次是屯田。孟珙认为兵以卫民为天职，民以养兵为义务，兵与民相依为命，“立砦栅”与“安耕种”相辅相成。从秭归到汉口，孟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共有十八万八千顷。屯田使得军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充分保障，朝廷也降诏奖谕。
而孟珙贡献最大的是藩篱三层理论。他奏请朝廷，准备设立三层防线，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万州，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广西的桂州一带，称为“藩篱三层”。理宗对此也深表赞同。
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理宗还特地撤销了四川宣抚司，将孟珙的四川宣抚使改为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而按照宋制，宣抚使要高于制置使，不过这样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而剩下的一川被纳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如此却可以更加便利他的工作展开。
不论是当时，而是后世，“藩篱三层”的战略构想皆评价很高。以为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尤其是当时不被重视的第三道防线。孟珙已经指出蒙古军从云南、广西迂回进攻湖南的可能性。但是他反对朝廷随意向广西边境派兵的做法，认为那里遍布少数民族部落，只需要择数地，分治生夷，险要形势，随宜措置，创关屯兵，积粮聚刍即可，就算蒙古人入侵。
孟珙的设想强调，是担心如果在战争爆发时得不到当地土著的支持，必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一味增兵，不但空费粮饷，甚至可能会激化同当地人的矛盾。而其的担心也在他去世六年后，忽必烈、兀良合台等人过吐蕃、灭大理、入湖南，得到了应验。但他反对在广西屯驻重兵和放弃大理的做法及少数民族政策也让人诟病，认为其的失策导致南宋长江防线的崩溃。
但是赵昺明白中国人自古至今皆活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环境里，既有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也有民间俗语说：成者为王败者寇。所以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中，数以千万计的英雄人物无一不在“成败论”中接受后人的评说和议论。
不过赵昺认为只是以失败来论英雄，历史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成功者必然有其值得世人钦佩之处，而失败者也未必事事皆遭受后人指责，决定成与败结果的因素有很多，个人的主观努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因素，在历史上却往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这就如詹何所言那般：见义勇为真汉子，莫以成败论英雄。而事实上，就算是英雄如秦始皇者，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他既有卓越之处，更有凡人之弱点，而所谓的成败，也不过是一时、一事之结果。
论成功，秦桧也是一种反面的成功者；论失败，岳飞反而是彻底的政坛失败者；论强弱，南宋永远比不过大金，侵略日军永远强不过中国人民。而赵昺当了皇帝后，更加清楚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其人为与非人为可控制的因素在其中。
因为成大事者，需有英雄之才、有可乘之势，能把握之机遇，势、机，天不遂人愿，英雄也必然失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存大志者，皆为英雄，历史有成败，但放在过往史书中，他们的成败无高下之分。所以方寸之地当然容不下东海蛟龙，成败之尺自然也不能评价那些在历史上激起过惊天骇浪的人物……
七月十三，荆襄地区的文武官员接旨后齐聚宜城，接圣谕在总管府觐见。待众臣接旨进府却是各怀心事，他们皆从各种渠道知晓陛下近日所为，短短数日间，第八军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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