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都是考验人性的节点。赵昺现在也明白了，蒙元入侵江南，大宋沦于敌手十年，对士人来说无疑也是一场大考。
有的士人愤而反抗，不惜自身，走上抗元复国的道路；有的人就此沉沦，离群索居，避于世外，寄身于外物；有的怀着故国梦守着心中的信念，却又不得不屈从于形势，苟且于世；有的则背经叛道，投靠于敌，走上了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乖乖的做了蒙元的顺民，前朝已成忆梦。
因而十年间大宋的士人阶层已经被撕裂，这不同于学术上的争论，也不同于朝堂上的党同伐异，而是事关人性、道德和本心的考验。这就如江河奔流，泥沙俱下，荡浊流清，在不断的奔流和激荡中，有归于清流，有的人潴留江湖，有的则流入粪坑。
但是不论如何，历史的吊诡在于只要王朝更迭，总有部分江南士人会遭到‘清算’。想到这么个结果，赵昺觉得很有些意思，说是天道循环，因果报应，有些牵强，可是历史上都会上演这么一出。而原因更是各异，尤其是朱老八对江南士人的打压更具有代表性，而原因也更是奇葩。
话说历史上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们也曾面临抉择。一边是经过他们改造的私盐贩子张士诚政权，但其名义上依然忠于大元朝廷；另一边则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为了夺取天下而洗刷与红巾军的关系。人们皆以为元代普遍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但事实是江南乡绅们过得颇为惬意。
私盐贩子张士诚从江北而来，占据了以苏杭为核心的江南大部，与当地士绅地主开启了合作统治，‘开府平江，文士响臻’。由于江南士人的大量参加，张士诚的政权迅速文人化。与逐鹿天下的群雄专用武将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叶德新、蔡彦文成为张士诚政权的决策核心。
江南士绅眷恋着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士诚也满足于保境安民，未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在朱元璋、陈友谅激战时，张士诚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吴地兴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白茆港。当时有歌谣表现张士诚执政的这一特点：丞相（指张士诚）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指朱元璋）起，干瘪。
不过乱世中的太平不过是仓促一瞬，朱元璋在消灭了西边的白莲教教友陈友谅后就向东进军。朱元璋集团信心满满，以为江南民性柔弱而张士诚身边也尽是迂腐书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风而降。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当朱元璋向东进攻张士诚，此时其已占据明显优势，江南士绅绝大多数都对张士诚政权死心塌地，吴民多死守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持续了近一年。最后张士诚被困于苏州城内，弹尽粮绝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只有开城投降。
虽然此前就有刘基、宋濂等江南士人归附，但更多的人还是占到了他的对立面，如今他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江南的士绅地主却依旧对张士诚保有忠诚。成为败寇的张士诚依然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牺牲的仁慈统治者。
多年以后，在南京城坐稳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对自己无法得到同样的爱戴耿耿于怀。在明初野史笔记中，到处是朱元璋和吴人相遇，而吴人感念张王的桥段：高皇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最让朱老八愤恨的，莫过于从苏南迁往首都的吴人，依然称张士诚为王，只管他叫老头。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上为老头儿，大怒。……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吾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何也？即命籍没民家甚众。
这些着实可以反映当时社会舆论。而明朝定鼎中原后，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应仍旧冷漠，纷纷做起了前朝遗民。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早年吃够了地主官员的苦头，连年征战又在江南颇受冷遇，对江南人一贯没好眼色。现在坐稳龙椅，哪有不还以颜色的道理。
除了田赋，明代还有两种粮食税，分别是供给边防军人的漕粮，以及供给京城权贵宫廷的白粮，而这些负担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头上，正税和摊派之外还少不了各种附加费，摊派往往数倍于正粮。也有人以为，江南的粮食产量较高足以承担这样的赋税。
可如果说苏松重赋还有出于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考虑，人口的强制迁移则是带有占有明显的惩罚色彩。朱元璋主导的人口迁移被称为‘洪武赶散’，驱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江南人背井离乡。惨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个中国，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而张士诚控制的江南人口损失不大，自然被视为对外移民的首选。
元末战乱后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人口凋亡尤甚，作为中都实在太过荒凉。为了充实祖宗之地，在攻陷苏州的当年朱元璋就将苏州富民迁实濠州。洪武三年，迁四余户江南人填凤阳。四年以后，迁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些移民在营造中都的过程中大吃苦头。
在明初的严密控制稍松懈后，江南就以各种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卖艺也是一条出路。凤阳花鼓唱词中所谓‘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处众说纷说，其实就是江南移民控诉朱元璋‘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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