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为了稳定人心，减少旧势力对新皇朝的威胁，太祖赵匡胤没有去触动后周的官僚机构;在太祖、太宗两朝进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过程中，同样采取了“伪署并仍旧”的办法。然而，这不过是策略而已。他们有惩于唐末、五代“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武臣擅权”的流弊，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
但那老两位制定的官制，却不是仅针对武人，士人也在防范之列。比如中书门下旁，又立三司;吏、兵部旁，另设审官东、西院、三班院、流内铨;刑部之旁，又建审刑院;太常寺旁，另建太常礼院;秘书省之侧，另设三馆秘阁，等等，以分割相权、省部寺监之权，既使留用的大批旧官员乾领俸禄、不能掌握实权，又使其互相牵掣，便于皇帝驾驭操纵。
同时为了打击武人们的骄矜之心，宋廷还制定了种种限制武臣的制度，如对武官多设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外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与此同时，有步骤地，用委派有才干的省台寺监文臣京朝官，出任知州、知县，以接管节度使、团练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权，“三岁一易，坐销外重分列之势”。而原坐镇地方的武官职，则给予优厚的俸禄，削夺其事权，使其变成为武臣迁转之贵阶。
“陛下所言不错，太祖当年以士人治天下，却又削弱相权，压制武人权力，确有独树皇权之意！”应节严不得不承认太祖在建国初年的国策，是以士人遏制武人，防止藩镇割据重演。
“朕以为太祖此策乃是两权相侵取其轻，并非是将武人至于人下，只是仁宗之后的文风日盛，武人地位日趋人下，行以文驭武之策。结果对契丹、西夏之战及此后的对金、蒙的作战中鲜有胜绩，这其中缘故想两位先生也知……”赵昺言道。
他以试以宋真宗与仁宗之际为界将北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枢府武职出身者地位的变迁状况，对前后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后期的官制对武人已经日趋严苛，假若一个士兵积战功升迁，那么他不会因为身份的转变而影响别人对他的歧视。另类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枢密院的遭遇几与以往马知节、曹玮的结局如出一辙。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西府长贰或为庸碌之辈，受到轻视；或小有军功，便遭受猜忌、打击，遂几近为摆设之物。到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出现以庸懦武臣忝位枢府的现象，实在令人可笑，坐实了弱宋之名。
“陛下所言不错，却有些偏颇了，此策却保了大宋三百年，而对武人也给予厚禄，并非轻慢！”应节严听了小皇帝的大论，心中不大得劲儿。他清楚大宋今日之局面，士人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而对陛下的看法也有改观，心道这孩子经史学的不咋地，可这圣王之道却门清儿。
“先生此话有些勉强，时人张演曾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也。”赵昺笑笑分辨道，“宰执富弼甚至也多有不满，称：枢密使掌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像夏守赟这样既无清名又乏才术者入居西府，势必遭天下人耻笑。这些想必也晓得吧！”
“这……臣知道，但是臣以为陛下改武人官制，与文臣平行，以便转资，还需慎重啊！”应节严不得不承认以文驭武之策被士人们玩儿坏了，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对陛下改动官制还是持审慎态度。
“先生所言不错，但是此弊不除，恐将士难以用命，复国更是空谈！”赵昺听罢皱皱眉言道，虽说他同意其所言改官制会有阻力，可后边的话说的不能说不重。
赵昺待了这几年才搞明白宋朝武人地位低下，不仅表现在权力的分配上，在升迁上也受到打压。而这些不仅是是当时“以文驭武”政策的极端化体现，也是刘太后垂帘时期保守政治的产物，似乎惟其如此才能将武将的地位压到极点。
宋朝武官有阶官和军职之别。武阶官是表示官员等级、确定品位和俸禄而无实际职掌的虚衔，军职升迁的同时按说阶官也随之升至相应的品位，可这也成了士人打压武人的工具。北宋前期官品，采用唐官品总为三十阶，本官官品及爵基本上依。文散官、武散官各二十九阶，除缺正一品阶外，自从一品以下一阶一品，以此决定文、武官员章服，并无分别。
事情在政和年出现了变化，以为界，分前期旧名号与后期新官号两个阶段。但不论新旧名号，武阶由高低几个层次组成不变:正任官、遥郡官、横行官、诸司正使、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以及殿侍以下无品、不系磨勘之杂阶。改新名之特点在于，把不同层次的武阶，综合成自太尉至承信郎五十二阶，文臣官阶却没有变化，形成文武不同的体系。
到了南宋绍兴间，作了进一步调整，把诸郎统移置于大夫之下，并增加了无品的武阶进勇副尉、守阙进勇副尉二阶，使杂阶增为八阶;加上有品之五十二阶，总计六十阶，且武臣与内侍通用。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武人的升职之路迢迢。
赵昺作为现代人当然知道升职与工资是挂钩的，若是升职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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