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知真相赵也只能长叹一声，感叹世事无常，这些士子也是可怜。想当年大宋朝厚待士人，对他们关爱有加，可谁想到大宋说完就完了。而换的新主子却对士人并不感冒，开国改号以来二十年未开一科，让这些士人的日子变得极为艰难起来……
以赵所知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但李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江南平定，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实足的土皇帝架派。于是元朝朝堂上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上朝行礼完毕后，必将两手背在身后。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对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和南人，从多个方面严加防范，即使是加入统治集团的汉人、南人上层，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司黜陟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门的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书省的右、左丞相是统六部、率百司的最高行政官，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得任此职的仅世祖时作为“元勋宿望”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特赐蒙古姓氏的贺惟一两人。
在宗教上蒙古贵族亦以士人迥异，起初他们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语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附之，这又将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不得不重入蒙古学校读书。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
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在这种政治高压与民族歧视的政策下，汉臣想与蒙古政权谋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几乎是天方夜谭。江南刚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维，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那种观念，来管理比它更先进的地区，只能让这些地区受到腐蚀，生产力下降，民众不满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坏，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
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这九品又算什么啊？
赵知道跨海而来的士子们并非都是走投无路之下前来琼州撞大运的，其中定然也有对大宋仍怀有感恩之情，希望复国的忠良之士，但不论如何也要比那些甘为蒙古人爪牙，为其出谋划策的无良士人强之百倍。再者他清楚一个民族的延续，首先是文化的传承，这些士人正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者，而蒙元不到百年的国祚也正是因为他们未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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