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作为窝阔台汗国的实际创立者海都，以成吉思汗曾经说出，只要窝阔台有一个吃奶的后代，都比其他人优先继承，因此他不断反忽必烈，积极谋求自立为大汗。他为人聪明能干而狡诈，逐渐纠集部众，以海押立为基地，势力日盛，成为窝阔台系诸王的首领。
至元六年，海都同八剌等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于答剌速河畔召开忽里台，众推海都为盟主，一致对抗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誓约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习俗。从此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脱离了大蒙古国皇帝的直接控制，海都觊觎大汗之位，助阿里不哥作乱于前，联合诸汗国武力对抗忽必烈于后，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元军虽始终占上风，却无法彻底击败海都。
传统上，蒙古可汗有四个斡耳朵，忽必烈也不例外。他的第一个妻子帖古伦，在他成为大汗之前就去世了。察必和南必同属于第二斡耳朵。察必的儿子真金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另一个儿子朵儿只早死。其他两个儿子，忙哥剌和那木罕，都未被选定为继承人。
但是忽必烈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忙哥剌被立为安西王，镇守唐兀之地；那木罕则是北安王，镇守原女真之地。此外其五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镇守西南；奥都赤为西平王，以西夏之地为领地；还有讨伐安南失败的镇南王脱欢，被贬到了鄂州镇守江南之地。他们皆手握重兵，汗位的潜在争夺者。
另外蒙古习俗幼子守业，幼子在继承父亲财产、地位方面居于优越地位。因此真金的太子之位至少在蒙古贵族中间是有争议的。北平王那木罕为幼，至元六年忽必烈派他进攻海都，结果兵败被俘。十年以后，当他回到大都，对忽必烈封太子一事大为不满，他曾问忽必烈，其听后大怒，斥而逐之。这说明真金虽被封为太子，其地位与中原王朝历代的储君并不一样，而在真金的政治生涯中也受到了诸多的限制。
所以赵觉得陆秀夫说得不无道理，即便真金被立为太子，在忽里台大会上也会又番争斗，当然他们闹得时间愈久，打的越厉害，对于自己的反攻也越有利。而按照蒙古惯例，新汗未被推举出来之前，蒙古汗国的事务由皇后掌管，在大都留守的南必皇后正孤独、寂寞、冷，跃跃欲试的参与朝政，他估计其也不会放过机会，肯定要适时插上一脚。
因此忽必烈一旦身死，内外夹攻之下的蒙元政权定会陷入内乱，多方的加入也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绝非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而既然是去打架，肯定不会单枪匹马去参加忽里台大会，各个宗王必定会率领本部兵马前往，可这些宗王率领的正是蒙元最为精锐的军队。当然赵还希望真金在成功继承汗位前，或是时间不长便‘驾崩’，那样一来卷入的人将更多，他就有好戏看了。
若是蒙元汗位一起，隶属于各个宗王的军队将大规模北上，留于江南的蒙元武装力量除了镇戍州府的探马赤军外，只有各行省宣慰司的屯驻军。如此一来，赵以为自己在东南内陆地区发展的各个地方武装也应有一战之力，配合主力占据东南。
赵发展的地方武装起初不过是一群盐枭和基层社会的黑道豪杰，经过事务局整合将这些黑道大哥们组成松散的同盟关系，散布在东南各地。盐枭们一股最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与土匪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山寨，只有各自划分的地盘。平时在家种田，有事集合在一起武装走私或是打劫，战斗经验就来自于争夺地盘的私斗和元军缉私队伍的战斗，根本无法对付成编制的大股敌军。
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梁山泊的强大是在关胜、林冲等军官加入以后。在这些有军事素养的人率领下，梁山军队开始可以和朝廷官兵正面对抗并取得胜利，盐枭队伍的发展进程也是这样。随着赵通过对私盐渠道的有效控制，渐渐将盐枭们的同盟关系变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而后再利用派遣的官吏和军事骨干，把他们变成有战斗力的武装，然后再通过战斗吞并零散的土匪、草寇，控制了一些地区，盐枭们获得了当地基层社会的领导权力。一个村庄加入他们的组织，则这个庄子就不用担心遭到土匪的袭击；相反，如果一个村子没有他们的人，那么很快就会有附近的武装将这里的一切抢光。
元朝的地方组织，在县之下乡、里(坊、厢)，或乡、里(隅、都)，设乡董、里正、都董。在基层，有村社、里甲组织。凡五十家编为一社，以汉族地主、乡耆为社长，负责统治基层，催交税收。在社长之上，另有蒙古提点官进行监督；并派遣蒙古军队或探马赤军驻社，与民共同编社，进行军事控制。村社之下有里甲，凡二十户编为一甲，甲有甲主，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拥有无上权力，衣食由村民供给。
如此地方上便有了两股势力，元廷们通过国家机器维护地方治安，收取税赋，加上基层的蒙古人贪婪专横，土豪劣绅们也狗仗人势借机横行乡里。百姓遭到了欺压，他们惹不起穿官服的，便只有求助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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