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水路，由于古代三峡地区植被保护还较好，航道险滩并不多：瞿塘峡只有瞿塘、黄龙二滩，巫峡只有新崩、石门两处，西陵峡的险滩也不多。而三峡航运，虽不至成熟，但人们已经可以较顺利地来往于上下。当下四川尚在敌手，上游和中游之间天然防线大致在三峡到夷陵一带，也就是赵昺要竭力抢占荆州的江陵，这里将是自己防线的起点。
另外东吴在长江防线上各重要据点泛要地皆设置军镇，个别地方也设军镇都督。他们先后设置了二十几个军镇督，其中大多数位于长江沿岸。虽然孙吴长江防线各军镇都督分区布防，分兵驻守，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整条防线并非是被各军镇都督辖区分割，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战争形势需要，军镇都督有时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时也可几个军镇督分别行动，彼此互相策应。
赵昺根据东吴限江自保的国策及对长江防线军事地理分析后，以为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的险要必争之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须、建业等。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大致以西陵、濡须、武昌、建业四地为重，也就是当下他急于占据的江陵、芜湖、鄂州和建康四处。
对于整条防线而言，最令孙吴统治集团担扰的莫过于敌军突破其上游防线，挥师顺江东下，水陆俱进。这样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已”，长江天堑效用顿失，整条防线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军事打击之下。因此，地处长江防线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数千里长江防线上的第一个军事重镇。
陆逊为此曾上疏孙权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荆州可忧。其子陆抗亦认为：西陵、建平，国之藩表，即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鉴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孙吴在此屯重兵，设都督统领，皆以名将镇戊。
作为孙吴最早设置军镇督的濡须，是孙吴长江防线上另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重镇。濡须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无为，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保江必争淮，重兵驻守濡须，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上可凭借孙吴精锐水师出巢湖，进击合肥。
而合肥则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吴占合肥则可使中原震动；魏据合肥则吴之徐淮不得安宁。因此吴魏两国交战，多集中于对合肥的争夺。而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军南下的堡垒，若濡须失则曹魏可顺江东下，朝发而夕至建业，诚为吴之亡国之险。
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曾作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为都城。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
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一旦有警，难以及时增援。而武昌则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濡须、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
孙吴凭借西陵、濡须、武昌、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此外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又布重兵于长江沿岸，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如此孙吴得以立国江东，北拒曹魏，西抗蜀汉，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欲向江北进取，争夺江淮。当然这也又巩固长江防线之意，从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权不能将疆界推到淮河一线，而是困守长江，它的处境就很危险。这时它只有一道防线，如果北方军队突破长江，它就只能束手待毙了。要是能够在淮河一带建立有效的防线，处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权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费很大代价突破第一道防线，再穿越水道纵横的淮南，这个过程要消耗北方军队很大的力量，有时候弄不好还要集体拉肚子。等他们赶到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已经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们在穿越千里火线之后，再就地筹办船只渡江，也不大容易。这时候，北方军队往往就只能眺望一下长江美景，天气好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看看对岸的江南小妞，然后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后的东吴和北方的战争基本发生在淮河至长江一带，双方反复争夺边境的几座城池，拿壕沟围，拿水淹，搞破坏，搞反间，互相使了各种各样伤阴骘的坏点子，后来慢慢地东吴还是吃了亏，边境防线慢慢地退缩到了长江一带。江淮失守使东吴政权实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线的后撤使东吴的首都建业（建康）暴露在敌人面前。
赵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当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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