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看他们已然屈服，早已鞑子等同，心中早无君父社稷，否则为何笑看王师受辱而不自省。”文天祥仍然不忿地道。
“文相所言不错，但也应理解，聚居于草市上的百姓多是升斗小民水上在讨生活，还有商家靠经营为生。现在两军交战，他们船不能入江，便没有收获，一家老小就难以维持生计。同样我军围城那些商家无法货物贩进，收购的也难以卖出。而此前虽受到鞑子欺压，却还能勉强果腹，可如今断了他们的生路，自然对我们不满，才会有过激的行为。”赵昺知道呛着火说只能是更为激发文天祥的愤懑，将谈话引向极端，所以只能换个方式。
“陛下所言不错，当年临安陷落之日，城中百姓无不痛哭流泣，太后及先帝北狩之时，满城百姓出城十里相送。怎奈朝廷不存，那些小民又能如何？也只能忍受鞑子的欺压和盘剥，即便有心反抗，可与如狼似虎的敌军相比无异于以卵击石！”谢枋得叹口气言道。
“此言不虚，国破之前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官员贪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百姓辛苦一年竟难以果腹。此外兵丁如匪，沿途强拉夫役，骚扰百姓，**掳掠无所不为，甚至恶于鞑子，见王师如避瘟疫，举家出逃。有悍勇者结寨自保对抗官军，更有人见鞑子到来，强开城门，捆绑地方官员，迎鞑子入城……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谢翱皱皱眉痛心地道。
“君不仁，则民不爱。不该将这些过错一味的推到百姓身上……”赵昺叹口气道。
行朝在琼州逐渐稳固时，每每有官员往来于两岸，回来后赵昺为其江南形势，皆称沦陷区除了极少数甘心附敌的叛臣、汉奸外，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士人及其他爱国人士，基于民族大义，为迎回皇帝恢复河山，纷纷自发或是有组织的投入抗蒙的斗争中，只要皇帝振臂一呼便会有万千百姓举义来投，王师所至箪食壶浆来迎。
一般这种话听得多了，难免会相信，但是赵昺却非那么好糊弄的，再者有事务局的探子们传回的真实情况，使他能够了解到江南的真是情况。他以为沦陷区存在的民间社会与入侵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汉族与异族入侵者的对立，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爱国与卖国，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
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到琼州后才知道，而是早在由甲子镇赴琼的途中，攻克广州时就有所发现。当时这一地区已经两易其手，频繁的战争和掠夺让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但是他发现泉州沦陷后，最先恢复的往往是商业，按说广州本就是以商业立城如此也并不奇怪。可赵昺发现如此现象并不仅是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而是当时经商已经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
战争造就了大批的无家可归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产的手工业者。赵昺却在市场上看到的除了传统的贸易产品外，还有许多诸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铜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不难想象其中会有少量的为生活所迫而出卖的自家物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来自双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来。或许大多商贩只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但至少说明道德自律的传统已然崩溃。
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对上述行为道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这足以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此亦表明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他们追逐利润的内心，与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在帅府军退出广州后，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权，并立即着手对这里的国际商贸活动进行恢复。为规范广州的商业活动以便收取税赋，元廷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行会，他们的行为按说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
而赵昺看到的只是贪婪和逐利，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当然这也与蒙古人的掠夺政策有关，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以行政手段和特权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和走私买卖。
接下来币制转换与中统钞的滥发，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
如此辗转相加，物价被进一步拉升，却无人顾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简而言之，沦陷广州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赵昺唯不见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考量。
若是说商人逐利，见利忘义，不足以说明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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