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蚁的敌军再次冲了上来，但是赵昺看后却笑了，他们不仅行动迟缓，在听到炮声再次响起后更是畏缩不前，反被向左翼聚拢的溃散骑兵冲乱了队形。通过与敌汉军的多次交手，他即便没有事先得到情报也知道龙兴万户府是由新附军组成的，而他也不禁感叹元廷汉军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
谁都清楚蒙古人口有多少，即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不过百余万人，连年的征战难免死伤。而要支撑其开疆拓土只凭这点人是远远补充不上消耗的，在其攻宋的战争中，宋军步兵在野战中对上北方游牧民的骑兵，都是被动和劣势，对阵蒙古铁骑更是有劣势的，但是宋人有多少？蒙古人才多少？哪怕是10甚至20比一的交换率，铁木真的蒙古子孙也是不禁死的！
所以说如果蒙古人真的要靠他们的铁骑攻打南宋，二十多年的战争打下来，蒙古人大概已经绝种了！在蒙宋战争的战场上，真正让宋军队陷入困境的不是蒙古铁骑，而是被蒙古铁骑驱使的北地汉奸，他们在元王朝的军队中，除蒙古本族军、探马赤军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战斗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不断有大金国的契丹、女真及汉人军队归附蒙古汗国，加上以后在新征服地区招募的军队，就成为广义的汉军；后来在征战中契丹人损失较多，只得从中原汉人中进行补充扩建，太宗窝阔台称帝后，发民为卒用蒙古军制来组织北方汉人部队；忽必烈即位后，也曾从中原地区签军近二十万人，补充汉军；宋灭亡之际又有大批宋军降元，被元人称之为新附军或新附汉军、南军等。
所以元廷的汉军成分复杂，契丹人是主要成分，此外还有乣人、女真人、山后汉人和中原汉人及南方汉人。蒙古建国初期，没有兵种的区别，军队全为骑兵。招降到汉军之后，有了步兵，不久又将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集中起来，称为炮军或炮手军；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编组在一起，组成水军或水手军。入元之后，炮军和水军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水军的训练和扩编被纳入军队发展计划之内。
全国统一后，元廷对汉军和原来隶籍于蒙古军的部分色目人军队，加上分编在各军中的新附军人，重新进行了编组，设立近百个万户府、元帅府分管这些军队。除了在一些万户府中配备炮军和水军外，还设立了炮水手元帅府、炮手军匠万户府、水军万户府、水军元帅府等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和军队，大多属于地方镇戌军队系统。调入都城的炮手工匠等，则大多隶属于军器监。
自招到大批新附军人后，元廷即着手将其原有的组织系统打散，分编到元军的中央侍卫亲军和地方镇戌军队之中；或以蒙古、汉人、南人军官相参，建立新的军府，管领新附军人。每当有战事发生，总是首先调发各军中的新附军人出征，不参战的新军人则要从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数量可观的新附军便被元廷的各种军事组织和纷繁的战事里逐渐消耗掉了。
北方是蒙古的心腹要地，成为蒙古军、探马赤军的重点戍防地区。原来在江北立足的汉军，宋亡之后大多南下分驻江南各地屯驻，只有少数军队留在江北。淮河以南主要由汉军、新附军屯戍，并配置部分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监视。边境地区由分封或出镇其地的蒙古宗王所部和归附蒙古部族军配合防守，以北控南、压南，必要时可以掩护向草原撤退。同时也在江南陆续建立万户府、元帅府等统军机构，属下军队以汉军为主体，参入新附军人和部分色目军人。
元军的这种部署方式凸显出忽必烈等人的谋虑，表现了内外相维、层层控扼的特征。大都、上都和腹里地区，驻扎中央宿卫军队，作为军事控制的核心。北面草原上的蒙古军和驻守在黄河南北、陕川要地的探马赤军，合成一圈藩护中央的防线。在江南地区及沿边地区戍守的汉军及乡兵等，则形成一道更大的防线。一旦发生战争，不但当地军队参战，邻省军队和探马赤军等都可迅速调来，如需要的话，侍卫亲军亦可出征。
忽必烈的意图是通过探马赤军监视各行省的汉军，又有侍卫亲军作为后盾，从而形成一套较严密的镇戍体系；另外他的部署即有防范外族之忧，它亦针对着蒙古贵族的腹心之虞。对内作为蒙古帝国征服主力的蒙古军尚羼杂有为成吉思汗家族兼并和挟制的诸蒙古部族，这些部族并未得他们的完全信赖，甚或蒙古亲族之间也往往因争夺汗位、权力与草原资源而兄弟阋墙。
依靠“汉人”统领的部分军队以镇戍边地或敉平蒙古腹地内乱，收犬牙相制之效。看似这种体系很完美，不过在赵昺看来也只是看似很美。首先汉军在元军体系中地位低下，军中各重要职位均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将领不得僭越，仍须由缺乏军事经验的蒙古人出任名义上的主将。
汉人将领不许将蒙古诸军，且协同作战时须由蒙古人出任首帅，以赵昺看在初期其实是蒙古人一种自然的、实用主义的制度安排。客观的说草原民族本身即具备较充足的军事人才储备，加上早先归附的色目人集团，并无必须吸纳汉人以充实指挥体系的急迫，相反尚有不少青年蒙古军官起初只能指挥汉军和新附军。
从主观上说在蒙古贵族看来，“汉人”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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