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下真是该死，他们若是胆敢阻止施工，属下便将他们都打出去！”周翔在自己脸上拍了两巴掌，然后施礼道。
“对，事情不怕搞大，一切有朕担着，你放手去做！”赵这才十分欣慰地点点头道。心中却暗道自己一定要将这股歪风邪气打压下去……
宋代自从建国，皇帝就倡议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致朝野的政治气氛相当开明。宋太祖曾经自诩：不以言论杀人，从而形成了“士大夫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了“尚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使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大一统局面延续下去；同时，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
与前后各朝相比，宋朝对士大夫的礼遇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宋代除北宋前期有少数贪官污吏被处死刑外，其余时期，士大夫罕有被刀斧之刑者，对大臣最重的黜罚便是削职流配。礼遇与优给俸禄等措施相结合，培养了宋代士大夫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但是宋代文官制度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政治恶果。以致国力积弱，边患深重，重文轻武，官僚队伍过大，这些自不必多说了。而赵执政后这种状况已经在逐步改观，可让他不大自在的是文臣们太爱管闲事，上自皇帝的所作所为，下及州县官的一举一动，凡有越礼背法者，皆有敢言之士极力弹劾。且为驳回皇帝或宰相的某些决定，有接连上十余封乃至二十封奏疏者，即使弃官降职，也在所不辞。
当然若是只是让自己不自在，赵也能容忍，且以为有些不同的声音也并非全是坏事，毕竟真理也是在争论中产生的吗？不过若是事无巨细皆要事事关心，连自己的家事也不放过，甚至干涉自己的**那就过了。这种行为已经不只是让他不自在，而是厌恶了。
以赵这么多年与文臣们的斗争经验，他以为此事绝不是为了那么点修缮费的问题，因为这点钱无论是自己，还是朝官们都清楚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而朝廷对内廷的消费，实行‘以外统内’的制度，看似贯可打着‘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的大旗合情合理，其实是另有深意的。
而朱熹的一段话也将士人们的意图暴露无遗，其曰：（君主）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以赵这个当事人解读，其中意思就是说天子无私财，而应以天下为家。天子的私事，便是天下的公事；天下的财产，也是天下人的财产。因此，君主不能挥霍无度，君主怎么花钱，需要政府批准。即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宰相不批准，内廷便拿不到钱。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会受到政府的查问。台谏如果认为政府批准了内廷的不当消费，还要提出弹劾。
这种制度好像是劝导皇帝要以天下为公，这种理念看似符合现代民主的思想，是时代的进步，若是放在几百年后完全没有问题。但搁在现在就是大逆不道，首先便违背了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制思想基础，破坏了君与臣之间的阶级关系。
若是再以赵的腹黑心理做深层次的解读，那就更觉的触目惊心，他不能不怀疑士大夫们是欲借助君王的恩宠来篡班夺权，试图将皇帝架空，当做一个傀儡，听从他们摆布的木偶，有功是他们的，出了错就让他背锅。而限制消费，在现代任何人都知道这是老子管教啃老子女的最有效的方法，被断了经济来源的傻孩子就不得不屈服，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而宋朝历代的皇帝并非都是昏聩不堪之徒，那为何明知这样会削弱自己的权力，甚至会夺取自己的帝位，却又往往忍下这口气呢？赵以为这也正是太祖的英明之处，算准了士人的人心，且又通过科举打破了固有的门阀阶层，使庶民子弟得以登堂入室，形成了士人治国的体制。
宋政府的优遇，还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以天下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的优秀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关心国事、关心民生，为支撑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发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投桃报李之下，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而他们的权力来源又决定了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发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所以皇帝对士大夫的放纵和容忍是建立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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