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赵匡胤还做了一件赵昺以为大不妥的事情。其有次与赵普答对，问其“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对曰“道理最大！”太祖认为极好。这也许就是其一时的想法，但是士大夫们就乘势而入，并自以为开国皇帝认同了道理最大。这就意味着皇帝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他们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
在赵昺看来太祖混乱发言固然有过，但是士大夫们也非是什么君子，他们将此进行过度的解读，使之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规矩，等同于耍无赖一般。当然他心中也是埋怨自己这位祖宗，说话怎么不过脑子，也不想想道理是什么东西，能是他所能决定的吗，该由谁来评判呢？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而公议在赵昺看来就是另一个坑。以他的理解公议就相当于欧美国家的议会制，有事大家商量着来，是一种民主共治的体现，但这个在大宋却有不同的解读。
在朱熹看来，君主不可专断，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断是正确的、“悉当于理”，这样做亦非为治之体，为治之本乃是服从于公议；苏轼的解释是：“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还有几分“民主政治”的意味。
他们的意思无外乎是说，君主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就是君主独裁。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自然谈不上君权独裁，而且同时，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所以赵昺以为这种制度从面上看确实不错，但是没有集中的民主显然就是一道限制皇权的绳索，否则说的对也不遵行，这又是哪门子道理呢？
在实际实施中，宋代君主未必都能做到“舍己而从众”，不过皇帝们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张嘴在与几十张嘴，甚至是上百张嘴在争辩，别说磨破嘴皮，就是将舌头都磨没了也胜不了啊！结果就是道理都掌握在士大夫们的嘴里，皇帝就只能听从他们口中的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赵昺发现宋代的仁君往往都是最遵纪守法的。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此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
由此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还有道理，皇权受到了种种约束，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如果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誓约”、“条贯”、“道理”三者的权威，均为开国皇帝太祖所确立，但赵昺亦早已发现所谓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前任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并且经儒家治理理想塑造过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
如果说这些条条框框是士大夫集团借以挟制皇帝，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们实现共治。那么还有一手就是古老的史官传统与起居注制度，此也是君主不敢不敬畏的力量。你想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居注官记录在案，而且起居注官怎么记，皇帝是管不着的。
因此如果君主若是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当然要让君主对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独立性亦是士大夫的一项共识。且按照宋代史官的传统与惯例，君主与大臣议事的任何场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场。
这跟现代政治中的电视直播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只不过一个是即时公开，一个是留给历史与后人。不过这项制度对于赵昺当下来说，起居注制度影响并不很大，因为史官并没有预政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只要对历史声名全然不在乎，史官除了秉笔直书，是拿自己没一点儿办法的，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约束力量。
不过赵昺行事一向谨慎，在朝堂上避免说过头话，而重要的话都是在私下中议论的，且往往以涉及机密为名将所有闲杂人等皆拒之门外，史官能咋记，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本糊涂账。再说记下又能怎样，自己不过是大宋朝的过客，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了皇帝不过是偶然，还在乎后人怎么评说！
如今让赵昺清楚现在的局势，若是自己一意孤行强行铲除吴家，废黜了皇后，定然会遭到士大夫集团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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