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既然明白报纸上炒作李广不过是一群落第举子借其发泄不满，因此也并没有去干涉，而是任其为之。不过他也接着众士子们烧热的锅，又把风向引向了当世的英雄们，把热度刚刚降低的‘绝不放弃任何一个袍泽兄弟’和好男儿当从戎又复炸了一遍，当然其中有了更多的爆料和解密。
人的潜意识中总是有着‘喜新厌旧’的心理，李广毕竟是死了千年的人了，不知道被翻来覆去炒作了多少遍，却依然是些陈词滥调，尤其是那种充满悲戚色彩的‘负能量’文章很容易让人厌烦。可现实的英雄就在身边，也许其就曾是同村的乡亲，隔壁的邻居，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尚大有文章可作。
从前其可能就是乡间泼皮，可从军后却变成了英雄，那么就可以来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军队就是大熔炉，不仅能将坏人教育成好人，还能将其培养成英雄；至于其过去就是好人，现在成了英雄，那文章更好做了，起码可以表明军队没有把人教坏，告诉大家尽可放心交给军队，不必担心学坏。
说蹭热度也好，跟风炒作也好，反正没用几天便将那股影射皇帝的‘歪风邪气’打压下去，在城乡大地上树立起了‘学英雄、做英雄’的良好风气，掀起从军报国、无限光荣的热潮。而赵昺也成功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舆论工具，再次挫败了某些人的阴谋，将一场可能发生的‘公车上书’恶性事件消灭于萌芽状态。在热闹了几天后，人们的视线又转向帝国最大的一场赛事——殿试。
殿试在放榜十天后正式开始，不过今年的殿试还是与往年有些不同，首先此次参加殿试的不仅是进士科，而是加入了明法和明经两支队伍，同台竞技，参与争夺魁首。此外还给算学开了分会场，但是他们却是单独排名，另榜公布。
再有就是皇帝除了亲自监场外，觉得主考们出的试题不合意，也是出于防止考题泄露，还亲拟了考题。文科考题是一论一策，论题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策则是一道实例题，而非是大家猜测的有关对蒙元政策的时事题，这让许多人的准备落空。
实例是一日汉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拉皇舆的马受惊，文帝也差点受了伤。于是皇帝命令侍卫将那人擒住，交给汉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张释之审讯。经讯问，原来那人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因为听到开路禁行的喝道声，便躲到桥下，过了许久，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已过，便跑了出来，谁知就冲撞了皇舆（在当时，这叫做“犯跸”）。问题是若汝是张释之当如何处理此案？
至于算学，由于报考的人数本就不多，所以入选者也就三十多个人。但是赵昺确是极为重视，因为他十分清楚数学是现代科学的最基础学科，适用于各行各业及学科。不过他也清楚，当下的数学水平还很低，所以只出了十道应用题，放到现在也就是初中二年级小测验的题目，想看看代表大宋最高数学水准的一帮士子们的真实能力。
因为考生众多，计有进士科三百人、明法科二百一十人、明经科一百二十人，北宫没有一所宫殿能放得下这六百多人，因此主考场设置在殿前广场上。这里早已布置好了桌几和矮凳，由于时间要从卯时直至午时结束，还预备了茶水和点心。
赵昺作为主考自然不能坐在露天地里，而是在中门洞下落座。他看看考场忽然有了前世在大操场上参加期末考试的感觉，只是现在监场的换成了朝臣，巡场的则是侍卫营官兵，而他作为主考忽然有了种成就感，终于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不必趴在板凳上答题了。
试题一挂出，赵昺则发现身边的几位总裁、副总裁脸色便不对了，不过这也不出自己所料，因为这两道题在课本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尤其是那道论述题，在当前只怕还没有人听说过这种观点，且在他们看来更是离经叛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是出自明代心学的创建者王阳明，其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儒学孔、孟、朱、王四大家。他的学说思想王学是明代影响最大，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也影响甚广。对于这位还待二三百年后才会出现的儒学大家，大宋朝的人当然不会晓得，更不会知道其学说。
王阳明对于思与行的关系则这样认为:意在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所谓知，便是对事情各方面的思考与了解，只有思考明白、了解清楚了才能开始行动;所谓行，便是将那些思考明白、了解清楚的东西付诺实践，如此才能有所成就。王阳明指出，圣人之学乃身心之学，其要领在于体悟实行，不可将其当作纯粹的知识，仅仅流于口耳之间。
所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明阳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其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当下盛行的是理学，而赵昺弄出这么一个与理学相驳的问题来让士子们论述，那么在几位监考的大臣们看来皇帝是不是睡糊涂了，这简直就是要推翻过去已成公论的学说。可当下谁也弄不清皇帝的意图，是在考验士子们，还是在标新立异，因此也不敢多言。
而那道策论题也是让众臣觉得小皇帝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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