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唐宋至今，历朝历代无论强盛与否，采用的都是皇权不下乡这种政治机制。
“皇权不下乡，乡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lún_lǐ，lún_lǐ造乡绅”，千百年来，县以下乡村的治理，靠的就是这么一套约定俗成的制度。
“皇权不下乡”，不是说皇权不想下乡，而是皇权下不了乡，因为皇权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
而且，皇权控制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皇室的延续，其次用于官僚体系的运作，再次才用于社会的控制。这样一级一级落下来，等到用于管理社会的时候，所剩资源不多。
在这一状态下，皇权只能借助官僚的力量，下达到县一级官员。最小的官员就是七品县官，县以下就只好由着乡绅们自行管理了。
其实对于一个古代国家来说，华夏土地面积过于庞大，人口过多，古代集权政府想要跟近代国家一样，把国家权利渗透进地域社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是因为朝廷财力有限；二是朝廷官吏有限。而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自始至终贯彻了华夏土地千百年。
另一方面，在进入近代之前，中国独特的集权制度基本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以及发展，所以政府也少有向地域社会渗透权利的意愿和动力。
而本朝太祖由于出身寒微的缘故，从小到大没少被贪官恶吏欺压过，所以朱元璋从内心里对官吏施加于百姓身上的盘剥是深恶痛绝的，在登基之后，朱元璋曾经明令：县官不许下乡，不得亲自督促乡里工作，以免影响百姓耕耘，劳民伤财。
作为最基层的政府，县衙几乎就是“一人政府”，“皇权不下县”使得基层正式官员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数量级，乡间治理依靠的便是乡绅和地方宗族势力。
在这种机制下，很多地方宗族势力对百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皇帝和朝廷，而此等现象，是与朱由检力图打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法治的全新大明相抵触的。
现在的大明无论是财力还是官吏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历代王朝，具备了贯彻“皇权下乡”的基本条件，只要策略得当，破除这一旧机制所带来的弊端还是有很强的操作性的。
说到地方宗族势力，朱由检认为，从公平的角度讲，宗族势力并非“封建残余”，而是具有地权的协防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在后世的抗战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川军、湘军、桂系等等，这些抗战的中坚力量，无不是依靠地方宗族大户的人财物力而组建起来的。
由此可见，宗族势力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还是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而皇权下乡，也并非要跟宗族抢权，而是要把朝廷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在保留有限村民自治的前提下，让广大民众享受到经济大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大明北方的宗族势力比起南方来要差了许多，各个乡间村落中，小门小户混居的状况占据了绝大多数。换个角度来讲的话，孙成一家的境况，如果是发生在宗族势力强大的两广一带，情形似乎要比现在要好上许多，因为孙家若是宗族中的一员，其他家族成员绝不会对失去劳动能力的孙家袖手旁观，而互帮互助正是维系宗族向心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现有的朝廷基本政权是县衙，而受制于交通状况的极度不便利，如果指望知县以及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们经常下乡了解民情，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现在地方官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轿子，在全靠人力施工的年代，各地道路拓宽平整的进度是十分缓慢的，你能指望官员们天天坐着轿子下乡？那得耗费多少人财物力？
提前打招呼下乡，地方乡绅要准备相应的接待工作，官员们来到地方，走马观花看一圈，吃饱喝足后拿着乡绅们“孝敬”地“土产”，心满意足的回到县城，而乡绅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把花出去的银钱找百姓们“报效”，这种行为只能变相的加重百姓的负担，并且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是绝对的无用功。
后世乡镇一级政权的模式是朱由检的终极目标，那才是皇权下乡的最直接表现形式，有了乡镇政权的存在，朝廷的大政方针才会得以具体落实到位。
再拿孙成一家作为例子，如果有乡镇政权的存在，再加上配套的相关律法条令，只要乡镇官吏不懈怠和渎职，那他们一家的情况很快便会被反映到县衙，从而就能够从县里拿到相应的财政救助金，而且会从村里得到具体帮助，比如里正安排人手帮其收割和耕种。
当然了，这种帮助是有偿的，这笔帮扶资金也会被划拨到每一个县里，朝廷也会定期对资金的发放使用情况进行核查，一旦发现有人从中上下其手，后果自不必多说。
不过，朱由检也明白，事情说起来容易，在实施过程中不可能如此顺畅和完美的，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和发生，贪墨和不作为这两种行举是对新政最大的破坏和伤害，对此，也只有加强监管来应对，总不能因噎废食吧？
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得到朝廷的援助和救济，朱由检做好了试错的准备，锦衣卫将会直接担负起监督的责任，而乡镇一级的官吏将会有额外的补贴，以及根据任内表现而得到升擢的机会。
至于这批官吏的人选，朱由检决定，从各地县衙吏员和驻地锦衣卫中抽调，鉴于这样可能会导致各地锦衣卫人手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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