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官的设立，在朝中没有引起多少波澜。
定西国的僧侣众多。
本土的、西域的，鲜卑、卢水胡等胡夷出家的也有少数，族属复杂。
不仅如此，在佛学的个人修养水平上，这些僧侣也是参差不齐。
有学识渊博，博通儒、道，已经进化到可以熟练地使用佛经理论，比附儒、道两家，尤其道家的学说，出入右姓、贵族门下，通过与士大夫清谈论玄，来提升佛教地位的。
亦有号称“神通”，依旧用佛家初入中原时常见的手段，通过西域“幻术”，眩惑百姓、士人，来振扬名气，招收信徒的。
有虔心向佛，不问时事的；亦有欺骗信徒，作威作福的。
鱼龙混杂。
早晚都需要如江左那般，建一个机构，对之进行系统地管理。
这个僧官，无非是早设几日、晚设几日的问题。
唯是在僧官主官的人选上，朝臣们有点不同的声音。
有人推举由一个西域高僧，——即道智向其求受菩萨戒的那个来出任此职；有人推举了另一个本地的土著僧人。
左氏知黄荣是莘迩的亲信，没有听他们的，最终还是采纳了黄荣的举荐，把此职任给了道智。
在莘迩的设计下，僧官不但管僧侣，而且管定西国内的寺院。
行政级别上，分为中央和郡两层。
中央的除主官以外，设左右善世、左右讲经、左右译经等各两人，负责佛教经典的翻译、讲说等；郡设都纲、副纲等，负责监督辖内的寺院、僧人有无遵守戒律。而下僧人的戒律还很简单，没有成形，莘迩计划，等把关於戒律的佛经译出之后，再在这方面给僧人们做个完善。
中央与郡，此两层的这些职吏，或由道智推举，或由朝臣举任，都可以。
莘迩只有一条原则：定西僧由定西管，所有的备用人选，必须都是定西本地的土著僧人，并且还必须都是愿意下拜君上的。
说实话，莘迩虽是无所谓宗教的信仰，但对时下之佛教，实有两点看不惯，一个是耗费民财，另一个便是见君主不拜。若放到后世，拜不拜的没甚要紧，可现下是什么社会？可以说是王权社会，也可以说是王权至上为特点的“世俗社会”。
世俗社会里，僧侣也是生活在世俗间的一员。莘迩不能容忍信奉了某个宗教，就好像有了超出世俗的特权这种情况之存在，所以，在僧官吏属的选用上，他定下了这样一条原则。
好在这里是定西，不是江左。
江左那边，针对僧人要不要拜天子这回事，已经有过两次朝堂级别的大讨论了，尊王抑佛的纯儒一派，两次都败给了对面。当然，两次失败，并不是说江左的和尚们口才有多棒，世俗社会里，再兴旺的宗教，也要依附权力，纯儒们的失败，与其说是败给了和尚，不如说更主要的是败给了那些不乐见皇权伸张，故而支持“不拜天子”之说的阀族右姓们。
定西信佛的士族毕竟不如江左多，定西的王权毕竟也比江左的皇权威重。
是以，莘迩的这条原则也得以了顺利的通过。
但在另一件事，却激起了一定程度的杂音。
便是度牒。
时下僧人，尽管已在经济、赋税上享受一些特权，但在出家的程序上，还不需要国家发给度牒，也就是说，百姓的出家，尚处於“王法”的管辖之外，士子、百姓，想出家就可以出家。
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国家对“国内僧人的数目”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也就无法从法规层面上，对佛教势力的“肆意扩张”进行严格的限制。
吸取后世所闻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教训，借此机会，莘迩叫黄荣申请朝中，议创度牒之制。
明文规定，只有拥有度牒的和尚，才有资格享受各项特权。
为了减轻一些施行此制可能会遇到的阻力，此前已经出家的僧人，暂不加辨别，统统补给度牒。
但从此令颁布之日起，再有国中士人、百姓想要出家，就不能如以前一样，随便找个寺院，拜个师傅，有几个和尚见证，仅仅进行一下佛教的出家程序，就算出家了，必须得首先经过朝廷的批准。如果不报朝廷，或者没得批准，未获度牒，那就是不被国家承认的野僧，赋税、劳役，一概不免，倘若弃家而逃，罪其父母、妻子；如有寺庙胆敢收留，以连坐同罪。
度牒的下发、备案，统一由僧官负责，而每年度牒下发之数目，则由牧府决定。
换言之，从今以后，每年国内有多少百姓可以出家，就要由朝廷说了算了。
尽管已经做了让步，对已出家的僧人，可以悉数给予度牒，然而还是有人对此相当反对。
想那和尚，自称世外之人，自以为与凡俗非是同类，矜持身份，见到贵人，以至天子，尚且大多不拜，何况信徒出家的权力，亦即他们扩充本教势力的自由，怎能容忍被朝廷收揽？王都的和尚们闻讯，不少出来抗议；朝中信佛的臣下，受了和尚们的撺掇，亦有上书谏止的。
但都没有用。
左氏为此专门召见了一次莘迩，把臣下、和尚们的意见告诉与他，问度牒之制是否还要实行？
莘迩回答说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僧人出家，口称方外，然彼等衣食日用，何物不是取自尘世？既然取自尘世，便是尘世之民，焉有尘世之民，不服朝廷管制的？彼虽僧侣，亦大王之臣也！臣民有民籍，臣僧亦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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