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涛调走后，面对葛洪涛在宁秀留下的摊子，接任市委记职务的云万里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的工作路子。虽然官场上有“新官不理旧事”的劣习，但那也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并不是所有新官都能够不理旧事。如果前任是很平淡地调走了，是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而下台了，那么后任可以不理前任的旧事；但如果前任是被提拔了，并且刚好提拔为能够管住自己的角色，那这个新官不仅得理旧事，而且还必须得把旧事理好。否则的话，这个后任要想任都不容易。
云万里接任宁秀市委记职务后，面对葛洪涛已经摆下的城市建设框架和摊子，不得不拣起葛洪涛搁下的这副沉重担子。但由于政府已经背负了巨大的债务，云万里再要想从银行去贷款来支撑葛洪涛摆下的摊子，已经很难了。云万里就只好零敲碎打地逐项收拾葛洪涛在任时已经开工的项目，尽可能地不让葛洪涛摆下的摊子成为烂摊子。当然，这样一来，云万里也就显得远没有葛洪涛那样有能力和水平。由于有了参照，宁秀的不少干部包括群众在葛洪涛地位时不满意，认为葛洪涛在宁秀摆了大摊子。现在不少人又对云万里不满意，认为云万里的能力不够，不能很好地担负起建设宁秀、发展宁秀的重任。
实际上，并不是云万里的能力不强，而是葛洪涛的光环遮住了云万里的光芒，使其和葛洪涛相比显得没有能力。
虽然云万里也想沿续葛洪涛的思路，将太旺镇和安民镇作为宁秀城区的发展重点，但巨大的债务已经使云万里不可能象葛洪涛在位时那样大手笔地上项目、搞建设了。
不过，葛洪涛的前期手笔，还是给宁秀带来了一些希望，葛洪涛在宁秀时规划上马的一些项目，已经开始显现出它的价值。在全国的房地产都呈直线上升趋势的大背景下，宁秀城区的土地价格也直线上升。宁秀河大桥北桥头的一块地盘，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地价已经从原来的几十万元一亩上升到了最高时达到四五百万元一亩。城区内里的地盘则更是半地难求，不要说有价无市（没有土地可卖），就是有市（有土地可卖），面对巨额的安置搬迁费，也难有商家下手。也因此，云万里在任宁秀市委记时，如何尽快扩大城区范围，增加可供利用的城市土地，成为了云万里深感头痛的事。但新城区无法发展，老城区发展没有空间，城市建设的速度在云万里上任后不久就一下子降落到了冰点——除了葛洪涛声在宁秀时开工的项目外，云万里在任时基本上没有城建项目开工。
正因为没有发展的兴奋点让人们关注，人们的思想和注意力就自然地放在了一些芝麻蒜皮的事情上面。这也是宁秀发生津河事件的背景条件之一。
从宁秀的现实特别是津河事件的发生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鬼子在国内矛盾比较突出时，总会在国外制造一些热点问题，目的就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赢得时间来化解国内存在的矛盾，或者让一些矛盾在另外的热点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化解。
云万里在官场多年，要说没有政治愿望是假的，只不过他不象葛洪涛那样做得明目张胆、大张旗鼓。云万里也希望自己在市委记的位置上有所建树，并借葛洪涛是在宁秀工作时得到提拔的运势，也能够在仕途上更上一层。但一个人的命运是谁也无法掌握的，云万里自认为自己的能力也并不低，只要自己努力，做出一定的成绩也是可期的。葛洪涛被提拔了，自己担任了宁秀市委记，也就有了进一步上一个台阶的希望。
云万里之所以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他也受了前几年平康省其他地方包括省级机关对宁秀干部成长得快的一种民间说法的影响。在葛洪涛到宁秀担任市委记之前，宁秀的干部和其他地方的干部相比，提拔得比较快，并且基本上都是提拔为正厅级以上。其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省上的记是在宁秀成长起来的。由于在宁秀工作了二三十年，对宁秀的干部既熟悉也有感情，当了省上的记后，在干部的使用上自然会对宁秀干部更亲睐一些。继这位省上记之后，又有一位省上下派到宁秀的干部，下派期满回到省级机关后不久，也被提拔成了副省级干部。而葛洪涛的前任虽然没有被提拔到平康省提拔领导，但也交流到了和平康省相邻的一个省去任了该省第二大城市的记。于是，在平康省的官场上，就有人认为宁秀是一个官场上的风水宝地，只要能够在宁秀当上记，再上一个台阶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葛洪涛到宁秀担任记不到两年，就又被提拔到省政府担任了副省长，似乎再一次印证了民间的说法。云万里也是受到这种民间说法的影响，认为自己当了宁秀的市委记，只要自己再努力，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也有希望。
殊不知，各人的运势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云万里并没有那些前任们的运势，相反，还为前任们的运势所遮蔽，虽然还没有走到物极必反的地步，但宁秀的政治气候却从他开始在急剧地走下坡路。到了胥忖朱时代，可以说是走到了极致。实际上，是胥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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