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胥忖朱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意识，更没有抓班子带队伍的责任观念，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只有把干部拉下来后的内心喜悦。他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有两个，一是纪委双规干部的地方，二是公安局的看守所，当他看到被双规或被关押的人显露出的那种极度痛苦的表情时，他的内心里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兴奋和快感。胥忖朱的这种做派，使得他担任市委书记不久，在宁秀就开始有胥忖朱是劣官酷吏的说法。
因为有胥忖朱的这种严苛，使得宁秀的干部在胥忖朱当政期间总是小心翼翼，害怕出现任何一点小差错就受到处罚。这也就使得宁秀的干部在工作上不敢有任何创新，也不敢有任何主动作为的行为，总是亦步亦趋，循规蹈矩，就是这样，宁秀的干部也仍然是胆颤心惊，如履薄冰。这也是胥忖朱在宁秀当政七八年，宁秀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和其他地方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由于有胥忖朱的这种极端思想，在宁秀，执行政策非常偏激，用宁秀老百姓的话都说，在宁秀，只有刹车，没有动力，任何政策在宁秀都是“启动不灵刹车灵”，上面的政策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时，很长时间得不到执行；但上面的政策说不准怎么样不准怎么样时，马上就刹车停止了。
譬如领导干部的电话费，一直是按照职务级别予以报销的，在中央要求地方规范津补贴，实行所谓的“阳光工资”以后，胥忖朱便要求所有干部的电话费一律不得再行报销。应该说领导干部的电话多数是公事，当然肯定也有不少电话是私事，如果一律不予报销，那么领导干部打电话所需的费用就必须全部从个人的收入中支付。尽管一直讲领导干部要做表率，要牺牲奉献，但并不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牺牲奉献精神。不报销电话费后，就有不少干部下班后把手机关了。从情理上讲，就算是领导干部上班必须确保联络畅通，下班后就是自己的自由权利，关机也是正常的，因为既然是使用个人的费用，就是私人物品，物品所有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也是他的权利。因为手机关机，有事无法联系的情况接连发生。对此，胥忖朱大为光火，通报批评了一些人员，并处分了几个干部，但对部门的中层干部，各部门领导就无能为力了，尽管也有部门处分了一些人员，但这些被处分的干部很是不服，认为凭啥要让自己拿私人的钱办公家的事一时间，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上下之间的关系也弄得非常紧张，本来效率就不高的宁秀，工作效率就变得更低。为此，不少干部要求市纪委尽快拿出个意见，但因为胥忖朱讲的是中央没有明确确定之前不得再报销，市纪委多次请示省纪委，省纪委答复，中央还没有具体规定，省上也暂时无法出台明确的意，但凡是因为开展工作所必须的费用，各地可以自行决定。市纪委请示省纪委答复以后，给胥忖朱汇报，胥忖朱还是不同意执行原来的标准。
祁一征到宁秀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大胆地承担责任，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祁一征说：“新规定没有出来，老规定又不执行，你叫大家咋办，正如新鞋子没有买来，旧鞋子又不能穿，你不是让人家打光脚吗既然新规定没有出来，就执行老规定，等有了新的规定后再执行新规定。一切要本着从实际出发，本着有利于工作来考虑。这件事，如果上面追究责任，我来承担。”
由于祈一征的担承，电话费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宁秀在方方面面存在的类似问题不少，仅仅靠祈一征这个副书记、市长一个人是无法解决全部问题的。
表面上看，祁一征做的这些，似乎严格地讲与中央的规定有些不符，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每一个干部都要面对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并且是关系到每一个干部直接的切身利益的问题。虽然正气歌必须唱，但面对干部的现实问题，不解决也不行，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每天都必须吃喝拉撒的现实中的，没有任何人生活在真空中。祁一征解决或者是担承的这些问题，是他冒着个人的政治风险把这个责任承担了。
实际中，这些现实中的显问题，如果必须用潜规则来解决，哪就不是什么好现象，相当于一个人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动手术，但医生还在哪里给病人讲这样那样的条件，甚至还必须得送红饭才能开刀动手术，那么。这个社会就基本上完了。这个就是现实，是活生生的现实。
祁一征的这种敢于担承的为人处事的原则，与胥忖朱的既不聪明，又不敢担承，还把所有的心思都完全用在整人上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祈一征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相理解、与人为善的原则，在工作中也是谋事不谋人。祈一征一直就坚持着的为人当领导的基本原则，就是作为一个领导来说，首先必须要能够容纳，要容忍。容人之短，更要容之长不要觉得别人比自己强，就一定要把他压下去。要尽可能地看到他人的长处容，用其长，避其短，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调动每一个干部的积极性。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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