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确实是事实，不过我倒是觉得他的话显得有些过激了，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社会主义性质，所以在政策上偏向于国企也是一种必然。其实我倒是觉得他应该这样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国家不出台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而依然像目前的朝鲜那样完全信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切教条的话，私营企业还有存在的基础吗？所以，作为私营企业来讲，他们应该感谢国家的这种改革和改变才是。而且，对于意识形态上面的问题而言，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
真正要实现完全的、彻底的自由竞争，真正要去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那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体制才可以。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的国家来讲，如果一旦真正实行那样的体制的话，其后果就很难设想和预料了。其实我对于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并不感兴趣，但是我真心地希望国家能够稳定。
国家的混乱，甚至发生战争，那仅仅是极少数人希望拥有的舞台，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其实完全地道出了作为老百姓的悲哀。
和平、安宁，才是老百姓之福，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来讲也是如此。
当然，我不会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拿去讲给他听的，因为我知道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作为江南集团的董事长来讲，或许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在竞争中的不公。而且这样的不公却是真实存在着的，因此，即使我讲出来的话他也肯定会不以为然的。
而此时，我更关心的却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林叔叔，您说得对。那么，您觉得应该如何去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呢？”
是的，此时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答案很可能会被我用到自己的那份调研报告里面去，而且说不定还可以让我产生一些新思路。毕竟他是企业家，而且他是私营企业家，他的智慧和经验都在那里，还有就是他是站在私营企业家的角度在去看国有企业，这叫旁观者清。
他沉思着说道：“我觉得吧，第一，所有的改革方案和举措，都要有利于国企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人性化。对大多数国企来说，改革的优先目标还是放在市场化上。
国企若是缺乏市场化的观念和能力，那改革的美好愿望就会如同空中楼阁。此外，还应该用人性化目标引导国企，要尊重客户、股东和员工，尊重各个利益相关者，以实现利益共享和事业多赢。第二，真正改善若干重要部门民营企业的准入条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增强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能够平等地开展。”
我即刻问他道：“民营企业进入的问题，这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吗？”
他笑道：“当然。如果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话，我还提它干什么？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首先要想到两个字：可行。对于根本不可行的事情，再去多想就是浪费时间。你说是吧？”
我点头，“您说得对。”
他继续地道：“第三就是要调整优化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大规模实施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业务板块重组，要形成产业链的合力，拓展新的商业模式。
第四就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对国企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尤其重要。所谓科学的管理体制就是要理顺国企租金、税收、利润三者之间的关系。制定科学的租金征收标准，此外科学的管理体制也要理顺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
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高层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除极少数服务于社会政策目标的特殊企业采用准公务员管理方式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建成现代公司制企业，通过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激励性的多元结构报酬制度、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和荣誉效应的综合作用，来激励约束高层经理人员。
第五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要拓宽安置职工的渠道，维护职工切身利益。职工安置工作，直接关系改制的成功与否，更关系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嗯，我能够想到的就这些了。
当然，你们上江市有你们具体的情况，我说的仅仅只是原则问题。说实话，如果我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的话，我愿意去当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保证能够在短期内把企业搞活、扭亏为盈。”
我笑道：“那是肯定的。在我们江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您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企业家，而您取得的成就就是对您能力的最好说明。”
他却摇头道：“其实，在你们体制内还是有不少能干人的，要思想有思想，要能力有能力，可是为什么就搞不好一个企业呢？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问题。中国的不行，前苏联的不行，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在台湾其实也搞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也不行，他们的那些企业其实就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谓官僚资本主义，那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办的一些国有企业，此外法国英国也办了一些国有企业也搞得不行，所以现在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又私有化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国企，首先是一个企业。
而企业的天职是不断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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