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动也。虽以此供公等无数谐谑之资料，吾不恤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猜，何所见之不广若是？叙较枇壤，鸱衔腐鼠而视之曰吓，吾今乃睹子之志矣。”自明决不运动开党禁而求官，一方面则云做官必做国务大臣余非所屑，且国务大臣必须能实行其政见始做之，若做之则必能自效于国家，为国民造福，一己之出处，四万万人之运命实系焉。自待之重，语气之豪，可谓壮哉！未几武昌事起，举国震动，清室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以袁之推荐，任梁为法部副大臣（号曰次官，在部中地位类似今之次长），时党禁已先开矣。梁氏未肯回国就职，固以自忖时会非宜，亦可云副大臣之地位尚未符其国务大臣之志愿也。迨入民国，乃先后为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及段（祺瑞）内阁之财政总长，在国务员之列。以级秩论，可谓已达到其未归国前之宣言矣（辛亥四月，清室以预备实行立宪之理由，变更政府官制，裁旧内阁及军机处，设新式之内阁，为责任内阁之雏形，以总理大臣为领袖，佐以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一律改为大臣，与总协理均为国务大臣，即梁氏所言非此不做者也。迨袁氏组阁，复裁协理大臣，国务大臣惟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矣。民国初年，号为行内阁制时，责任内阁曰国务院，设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犹之清末之国务大臣也）。惟两次任国务员，皆失意而下台，无甚成绩可称。以事业论，固未副当年之自负，所尝为人注意者，特为熊内阁草大政方针，作言而未行之昙花一现而已。黄远生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通信《记新内阁》言及梁氏之加入熊内阁有云：“熊氏之被电推为总理也，力辞甚坚，有虽仲尼复生无可为之语……其以大义相责而促成之者实梁任公。及议院通过后，熊氏复姗姗其来，任公复屡电催之，故熊氏到京后之第一目标，反在任公。其先本以教育部属之，任公坚辞决绝，任公之左右尤代任公坚辞决绝。熊氏乃大不怿，故第一次谈判时，熊实不欢而散。至第二次谈判，熊乃出其最峻厉之词锋与任公交涉矣，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任公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任公无以难之也。至此时已改换任公为司法部矣。”黄与梁素颇接近，如所云，是其时梁氏虽劝熊组阁，而自身之出处，犹持迟回审顾之态度，未尝不虑任此而不克有为足为盛名之累也。卒以环境关系，竟“试他一试”，一试而失败后，恢复其言论生活，自言愿终身为一学者式之政论家，不复混入实际之政途矣。未几见猎心喜，又入段内阁为财政总长，再试而再失败焉。盖其人不愧为政论家之权威者，笔挟情感，善于宣传，每发一议，头头是道，其文字魔力，影响甚巨（晚年关于学术之作，亦多可称），而政事之才，实极缺乏，故毕生之所成就，终属在彼不在此耳。若左宗棠之如愿而为督抚，所自效于清廷者，武略则平靖内乱，戡定边陲，政谟则尽心民事，为地方多所建设，自另是一种实行家之卓越人才已（至其晚年以大学士两值枢廷，老矣，且为同列所挤，在朝为时甚暂，相业罕所表见可不论）。
左氏之中举，几失而竟得之，梁氏则中举后会试，尝一度几中而竟弗售。其事亦可合述。
道光壬辰，左宗植、宗棠兄弟同应湖南乡试，宗植领解，宗棠卷同考官本摈而不荐，循惯例已无取中希望。正考官徐法绩搜遗，得而大赏之，特中第十八名。宗棠对之深有知遇之感。其同治八年己巳为徐撰《神道碑》叙及此节云：“其年秋，公以礼科掌印给事中主湖南乡试，特诏考官搜遗卷。副考官胡以疾卒于试院，公独校五千余卷，得士如额。解首为湘阴左宗植，搜遗所得首卷为左宗棠，榜吏启糊名，监临巡抚使者吴公荣光，避席揖公贺得人，四座惊叹。”又同治九年庚午《书徐熙庵师家书后》云：“故事，乡试同考官以各省州县官由科目进者为之，凡试卷经同考阅荐而后考官取中，同考所斥为遗卷，考官不复阅也。是科宣宗特命考官搜阅遗卷，胡编修既以疾先卒，公独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余忝居首，书中所称十八名者也。当取中时，公令同考官补荐，不应，徐以新奉谕旨晓之，旋调次场经文卷，传视各同考，乃无异议。礼经文尤为公所欣赏，题为《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书中所称经文甚佳者也。后并进览。当时闱中自内帘监试官以下颇疑是卷为温卷也。比启糊名，监临巡抚南海吴公荣光贺得人，在事诸公多有知予姓名者，群疑益解……。计同举四十五人中，余齿最少，今亦五十有九……白头弟子，尚得于横戈跃马时得瞻遗翰，不可得谓非幸也。抑余尤有慨焉。选举废而科目兴，士之为此学者，其始亦干禄耳，然未尝无怀奇负异者出其中，科名之能得士欤，亦士之舍科名末由也。惟朝廷有重士之心，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徐左遇合，良有过于寻常座主门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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