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洋的大学应试很不顺利，他落榜了，如今即便是两年制的专门学校他也不愿再去考虑，他最终放弃了考学。
2001年年末，他趁就学签证还有三个月期限，回了趟延吉老家，这趟回家他做了两件对他来说重要的事，一是为弟弟买了台电脑，二是给在韩国打工的母亲寄了一笔钱。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他们很久了，他九岁那年，父母离婚，那年他的弟弟四岁。后来父亲和心爱的女人离开延吉，从此金天洋就再也没见到过他。金天洋没有把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告诉母亲，至于他用了什么说辞去安抚母亲，没人知道。他只想让母亲和弟弟过得好一些，而自己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他感到自己的蠢笨和无能，感到自己万分对不起含辛茹苦的母亲，想到这里，他那整理包裹的双手感到越发无力起来。
此时，就在他和弟弟从小生活的那个小房间的地上，摊放着行李，这次回日本他只准备了两个小包裹，里面无非是些衣物和食品，他想无需带太多的物品回去，也许自己以后会过着家徒四壁的生活，带太多东西也是累赘。他起身伸了伸腰，随手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一个纸卡状的东西从衣兜里顺了出来，“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俯身捡起纸卡，原来是一个简易式火柴，上面印着“平林居酒屋”的字样，下面还用铅笔写着一串歪歪扭扭的电话号码。
“这是他的手机号码。”金天洋想起了这个人是海东，一个以前在一起打工的福建工友。
他想起回国前的那个晚上，自己一个人跑到住所附近的平林居酒屋，他已经是那里的常客了。那晚他又喝醉了，意识混沌地瘫在桌上。此时的包房里，一行喝得醉醺醺的人正吵嚷着鱼贯而出，这其中的一个人认出了金天洋，从背后拍了他一下。
“哎，还真是小金子啊，好久不见了，这么巧。”
可能是对方喝多了，这下拍得着实用力了些，金天洋只觉得肩膀这么一被拍，连带着头也跟着剧痛了几下。
他眯着醉眼认出这个人是海东。见到了老相识，海东很兴奋，他催开了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拉过椅子坐了下来。海东一身混混打扮，一副很吃得开的样子，见金天洋这般颓废，海东表现出了肝胆相照的江湖义气。
“念在老交情的份上，有什么难事尽管说。”
他把记在简易火柴盒上的一串手机号码递给金天洋。
这会儿他才忆起那天晚上在平林居酒屋和海东的邂逅，他沉思片刻，将那串号码输到手机里，保存在朋友一栏。
从延边回来不久，金天洋辞退了餐厅的工作，在家闲呆了一个月。他搬到了田端，此时他的签证刚刚过期，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黑户”。
住在田端的金天洋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户，这让我想起了孟杰，想起他也曾在田端住过，不免心头笼罩上一层晦暗。星期六晚上，金天洋打来电话，约我去他的新家做客。他说给我带了几张cd，其中有台湾乐坛新人周杰伦，还说什么曲风新颖，唱腔特上口等等。周日，我坐在开往田端的电车上千头万绪，自从语言学校结课后就一直没见到他，如今看来他打算铁心留在日本了，即便是没有身份也无所谓，留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赚钱吧。我想除了赚钱，他没有更充分的理由黑在日本。
等我到达田端车站时，金天洋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气色不错，一脸憨笑地向我挥手。他住在离车站不远的一个老式的一户建，一共两层楼，房子是他和三个朋友合租的。从他的口中，我得知了海东这个人，是他给金天洋提供的住所，还替他安排了一个工厂的深夜工作。
“这个海东不错嘛，帮了你这么多忙。这倒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你怎么认识他的？”我感慨之余，情不自禁地问道。
“刚到日本时的一个工友，还算谈得来。”
我和金天洋坐在二楼铺着榻榻米的和室里攀谈，楼下传来另外两个室友在打网游的躁动声。
“那个海东也在这住吗？”
“他不在这，不过经常来这里玩儿。”
“他是干什么的？”
此时，楼下传来急切的脚步声，有人慌忙跑了上来，是一个室友上来找东西，金天洋示意我不要再说话。那个室友从凌乱的书架上翻出一瓶zippo火机燃料便下楼了。金天洋随后小声说道：“别总提海东，他们可都是海东的死党，诸多不便。”我点了点头，不再问了。
闲谈了一个下午，不知不觉到了傍晚，我和金天洋及两个室友一起走出住所，他们准备在上工前去吃晚饭，我便跟着一同前往。他们选了田端车站旁的一家快餐店，各自点了套餐，我和金天洋坐在一处，那两个人坐到了墙角的另一处，似乎故意和我俩拉开距离。金天洋对此不以为然，只管招呼我吃饭。从快餐店出来时，天色已暗，车站的人骤然多了起来，由于三人马上要赶去打工，我和金天洋便在仓促中就此道别，各自朝着相反的站台径直走去。
我感到金天洋住在那所房子里，有种寄人篱下的无奈。他的非法身份使他不得不在屋檐下低头，也许正是看在海东的面子上，他们才接纳了他，可那两个室友并没把金天洋放在眼里。
2002年2月，我赶在春节之后回国探亲，之所以避开春节，是因为节日里走亲访友，颇费周折，我实在不想把自己这次回国变成见面会，觉得能一个人在家悠闲地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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