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早上，天气突然转凉。
早报过后，天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我打算去都内买件冬衣，胡乱啃了几口昨晚的面包便出了门。月台上，等车的乘客比刚刚多了一成，看来电车严重晚点了。此时，对面站台上一个穿着风衣的中年男子，正把雨伞当做球棍轻轻地挥舞着，他在练习高尔夫的挥杆法，以此打发无聊的等车时间。
距离站台不远处的电线上落着几只不顾雨淋的麻雀，它们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不知是从哪里飞来，也不知为何要落到电线上，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避雨之所而不知所措，还是为寻觅不到食物而焦虑不安。我正望着站台外的场景入神，手机骤然响起，屏幕上显示的号码是国外长途。
“是母亲，真是的，怎么一大早就打来了。”我自然自语，按通了电话。嘶嘶的电波那端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是孟杰。
“左凡，你怎么样啊，我是孟杰，现在在北京呢。”
“噢，我挺好。你才回家几天啊，这么快就跑到北京了？”
“在家呆了一个多星期，我就呆不住了，心里没底啊，就跑出来了。”
“来日的事打探得咋样了，一切顺利？”
“北京这边更不好办，给你打电话是想看看你能不能从日本帮我办一下，如果行的话再好不过啦。”孟杰的语速舒缓起来，恳求地说。
“可是你是属于在日签证过期，强制性归国的，走正常途径恐怕行不通吧。”
“那得试试才知道啊。”
我低下头，暗自思忖。
“最近学校课比较紧，我凑空帮你打听，有结果了我及时通知你。”
“好吧。对了，你那儿地址是多少，告诉我，我给你邮两条中南海过去。”
“别，不用啦，最近抽得不勤了，怪费事的。”
寒暄了几句后，我挂断电话，寻思着该如何帮孟杰的忙。我想起当初杨赞是直接为我在语言学校申请入学的，到语言学校去问问吧，如果需要担保人怎么办，最难办的是有过遣送记录的归国者，在入管局指定年限之内是无法再次申请来日的。总之，先去高円寺那边问问情况再说。
结果语言学校给出的回应不出我所料，我最终还是没有想出合适的办法，看来孟杰想再次来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之后的一段时间，校期末考试开始了，再加上打工，我的精神与体力都感到异常的劳累，其他的事更是无暇顾及。孟杰了解到自己的情况后就不再打电话给我了。他深信在日本，我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朋友，可我却无法帮他解决。一段时间里，我在矛盾中煎熬，时常在心里重复着和孟杰的对白。我们好似在激流中勇进，每个人只有一只木筏，你要紧紧地把持住自己的浆和帆，绝不可掉以轻心，哪怕有一丝的疏忽和犹豫。因为一旦翻船，你就很难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因为我们拼的是青春。这内心深处的话显然不能传到孟杰那里，我希望他能通过反思，慢慢体会得到。
我再次忆起两年前刚到东京，在熙来人往的车站我们如期相约，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仍让我记忆犹新。在遥远的异乡能与故人见面，那种欣喜是难以形容的，这让我觉得和孟杰的这份友情很深刻、很珍贵。此时，回想那段时光，恍然意识到那种对孟杰的依恋，仅仅出于自己的孤寂，是不甘孤独的心让我对孟杰念念不忘。然而，这份曾经所谓的友情在现实面前却是如此苍白和悲凉。我挽回不了这份友情，尽管我对它是那么眷恋。
我开始视自己在大雨中历练修行，这种对修行的觉悟只能靠身心上的磨难才能最终参透。我暗下决心，别人未来的样子我看不出，寻不到，但是我可以把握和看清自己，只要树立好自己想要的目标，就一定能寻得到。
在日本这一方天地之中，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别人的现状和未来如何，和自己的关系其实并不大，又何必为他人的境遇来影射和干扰自己，这真是太傻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渐渐变得不再有孤寂感了，我发现我突然耐得住寂寞了，甚至喜欢了独处。我并不排斥和身边人的交际，但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感到愉快和充实，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尽是焦虑和困惑，因为我看清了自己在日本的路，那就是完成学业，没有什么比这个再重要，也没有什么比自己独自去实现它更重要。
来日至今，我终于攻克了一道难关，这道难关对许多来日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道难以逾越的屏障，甚至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困惑始终牵绊着自己的一生都无法摆脱，那就是一颗不甘寂寞的心。这种不甘寂寞的情绪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它会让人浮躁、焦虑、失控、患得患失，自私自利。而克服了它，人会变得静默、淡泊、从容不迫、收放自如，越发深沉和凝重。不甘寂寞的心可谓是留学生活中的大敌，而我克服了它，也解放了自己。
后来我在一次班级组织的出海活动中，不慎将手机落入海中，孟杰在国内的联系电话连同我那部手机葬身海底，从此，关于他在中国的情况以及他与阿茜的关系我都一无所知。与他的彻底失联一度让我感到更加孤独，同时也让我学会独处，懂得和内心的另一个自己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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