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理性是否回归，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理性”，理性作为一种行为反应在人类智慧学里处于什么职位。“理性”准确的说是人类在直观思维、反向思维、辨证思维、绝对思维下，分析物质发展过程得到的答案、方案、方法、办法等等有利于操作性的思维方法。
理性归于唯物论的范畴，研究的范围广泛，涉及到世界万物，不过重点还是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总结人类智慧的经验性，记录人类智慧的记忆碎片，为解决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作出明智的判断，提供正确优质的解决方法，是人类思想建筑中两大支柱之一。
理性与人性是人类思想建设的两大支柱，理性归唯物论的范围，人性归唯心主义的范围，两者在人类思想建设中缺一不可。
这两种形式也是东西方两大思想阵营的标志性建筑，“人性”工程归西方思想建筑的脊梁，“理性”工程则是东方思想建筑的顶梁柱。两者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也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化的主体精神，主流意识，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的源泉，也是政治力量的形而上。
可见“理性”学与“人性”学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性。
“理性”学在直观唯物主义者的辩证方法中起着理论框架的作用，而“人性”学则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的目光聚焦点，两者引领着东西方文化进程，影响着政治生态的变化。
但是理性思维在上世纪初走到了尽头，失去引领人们思想前进的光芒，这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原因，我们来探索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理性”思维社会走到尽头了呢？
这就要从理性学的源头说起，中国古代的理性思维学来自中国的传统理学，而中国传统理学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的范围，只是“常识性的道德教训”归于“原始的理性”，归于原始的自然规则阶段，并没有从人性本原中脱离出来，仍然保持着人类原始价值观。
这样说不好理解，通俗地说就是中国传统理学的“理性”思想来自中国人观察自然总结出来的原始生活经验，只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自然法则，以及教条化的规则制度，道德规范而已，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的界面。
“哲学”一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结构组成的汉字名词，真正意义上讲哲学应该定义为“人性学”，哲学的含义应该明确的定义在“人性”之上，以“人”为本原性，来定义哲学的范围。通俗地说就是，哲学是研究“人性本原”的学问，只在人类世界讨论“人性”的问题，超越人的范围就不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了，超出“人性”就不再是哲学了，因此上讲，哲学就是“人性学”，归唯心主义的范围。
而中国人的理学则研究面很广，不但研究自然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更多的是在研究自然规律学，所以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理学不是哲学，也不归西方哲学的范畴，甚至是连边都沾。
那么我们就来细致地分析一下什么是中国传统理学，是什么原因造成理性思维在上世纪初走到了尽头，失去引领人们思想前进的光芒？
究其原因是中国皇权统治者追求永远保持统治地位的利益心理造成的结果，为了达到万代统治地位不被别人更换的目的，穷尽可能的寻找自然规律，寻找天定法则，以达成万代不变统治地位的目的。穷寻天地规则，泯灭人性伦常便是统治者利用朱熹理学的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明清两代从盛到衰的现实，最后把封建理学推上了断头台，完成了物极必反的全部过程。
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完美的结，这个结来自中国理学的理性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父之过。”中国人认为人的人性是相近的相通的，不同的就是理性行为不同，人的理性思维不同，这就需要教育，从哪开始呢？从父亲，从家庭开始，这就是中国传统理学“理性”教条主义的开端。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中国传统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了，中国传统理学是纯粹的依靠理性思维研究自然定义，自然规律的学问，其派生出来的所有学术原理都是“理性”教条化的封建礼教思维，以及理学规则、规定，道德规范等等，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无半毛钱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你就好理解了，比如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多少会有一点奴性心理现象，这一点奴性心理从哪里来的？从原始的人猿本性中传承下来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的非洲大陆还能看到，在猴群中也能看到这个天然的理性行为。中国人的传统尊卑思想，“仁义礼”的思想，以及行为反应都来自自然法则的总结性传承，而不是通过“人性”的思维方法升华出来的“人性学”的知识结构。
又如中国传统理学中的集权思想，“仁”治思想，君臣观念，学而优则仕思想等等都是中国人“理性”化之后的内容，属于“常识性的道德教训”归于“原始的理性”的总结性思想。
又如中国人守规矩的道德思想，孔子《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孔子《中庸》“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论语》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国君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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