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法制意识的根系在哲学思想之上，而“人治”天下的意识却在理学思想的根基之处。法制意识来源于三只眼看世界的客观唯心的思想方法之上，“人治”天下的思维则来自二只眼看世界直观唯物的思想方法之中。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不同的两种行为反应，引发的必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
我们从东西方人的吃穿住行上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文化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
吃，西方人就餐都是分餐制，东方人吃饭一团和气，东方人吃饭是合餐制。
穿，西方人穿衣上下内外区分明确，东方人穿衣上下一统（二十世纪从化西方了）。
住，西方人住舍分区明确，界定清晰，有些家庭夫妻也是分房而息，但东方人还是一团和气，一间屋子睡全家，甚至是一张床睡全家。
行，西方人养儿十八各行东西，各行其道，各自独立，各自打理自己的事业、家庭、生活。
中国人三代同堂，四世同堂是封建礼教的要求，“合”是东方人行为标准，一切以“合”为行为起点，事业合乎父母要求，家庭合成三代同堂，生活资源合并，全家共享。
但是现实生活往往是事与愿违，越是追求家庭和睦，要求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反而越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家庭和睦。上世纪初巴金写《家》《春》《秋》的目的就是写同堂家族的黑暗、肮脏、离经叛道、背信弃义等等看似共享却难以共享的现实恶疾。反倒是分餐制的西方人，更能实现人人资源共享，家庭和睦的目的。
人类的行为表现，社会意识，文明程度是思想文化的具体体现。
从东西人的生活方式就可以看出思想方法不同，行为方式也会不同。但是思想方法仍然是人类的后天行为，是人类发展中的后天意识。思想方法是人类从生活中探索出来的实践经验，所以思想方法不是不变的真理，思想方法只是人类行为认识的一种经验总结，可以改造，也可进化融合。
东西方文化的最终结果是融为一体，成为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思想方法。
从人类的同样性可以看到，如果一个西方人持有高度文明，如果把他融入一个落后的民族，他也同样会被落后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所持有的高度文明同样可以感染落后人群的文化进步，平衡两种文化的失调状态。
人类文明并非某一种人专有，也非某一种人天生具备，只是因为人类所处环境的因素，会影响到人类思想的发展，影响到人类行为的方向。
如游牧民族，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天行为上就过多讲究自我意识，对自由的要求就高。如农耕民族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天行为上就过多讲究顺应自然，对安定的要求就强烈的多。
但是，理性思维的弊端不能小觑，持理性思维的人往往简单粗放性思维，原始理性的看待问题，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缺乏缺陷意识，力求一口吃个胖子。
理性思维的人做什么事都是急的，建一幢楼恨不得一夜建起，按照建筑规则，水泥预制件的预制期是不低于二十一天才能启用的，可是很多人为了赶工期，明明对水泥预制件的预制期要求心知杜明，但在建筑过程中往往是水泥预制件预制当天，就启用附着物承载施工，并美其名曰：“热粘”处理，诸不知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在理性思维的人群中本来最讲究遵循自然规律，讲究封闭式管理制度，但是一旦这种思维被打破，便是朝反方向的急驰，这也是二元轨道制的一种常态，不进则退，不左即右。在一条直线轨道上，封闭是一种规程，会越封越死，反过来是开放，开放又是一种相反的急速状态，越放越开，没有规则，没有限度，并且有很强的惯性作用力。
持理性思维的人就是往往如此，封闭封到死，开放开无边，没有一个最适宜人类遵守的法律标准，行业规则。
在客观思维的人群中，一种制度用几十年几百年来磨合完善，还不一定下结论性的决定。但在理性思维的人类里，别人用几十年几百年来磨合来的经验，被持理性思维的人照搬过来，加工改造用几年，甚至是几个月，几天就消化吸收了，还美其名曰“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其实恰恰相反，伪仁义也。诸不知这种违反常规的行为给社会留下的隐患，无法用语言表述。
如建筑一栋楼，一层楼本应该三十天完成施工作业，可是你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预期目标，这样做看似你超高速完成了预期目标，其实你给这栋楼留下的隐患无法估量，也许本应使用一百年的建筑，在你这只能使用五十年，甚至是二十五年。在你粗暴的急功近利之后，你得到了最急速的眼前利益，可以你给社会给他人留下的隐患可能需要用生命，用血来偿还。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思维不能是一种长效思维的原因，人类在进步，不能永远用“原始的理性”的思维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人终究要跳出两眼看到的直观世界，物质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具备改造自然的智慧，并且具备其他动物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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