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把天事与人事合一而论，中国传统理学是混合一体的学问，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阴阳合同，混淆不清地看问题，中国传统理学从理论上讲是持唯心主义观点的学问，其实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传统理学更多应用的是唯物主义思维，中国传统理学在价值观上更多应用的是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条件的优先存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传统理学更强调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逻辑性与既定性，强调强权性，优劣性与贵贱性，把一切事物发展都介定在已经既定的目标上，认为事物发展从开始到终结都是已经既定的因果关系，主张顺其自然，而不提倡用人类的“爱心”精神来改变事物现实发展的进程，用“爱”与“追求”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正是中国人缺乏对唯心世界的认知，所以中国人普遍缺乏对灵魂世界的掌控能力，不知道怎样面对事情发展到需要爱心行动时，如何把握爱心尺度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正是中国传统理学最终走进了死胡同，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我这里打个比方，比如一个老人跌倒了，中国人就普遍缺乏怎么用“爱心”来帮助这个老人走出困境，中国人看到老人跌倒在地普遍存在两种心态，要么绕道走开，要么盲目地上前扶起老人，结果一种人背上缺乏道徳的骂名，另一种人扶起了老人却惹来麻烦，往往被老人指控为肇事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中国人普通分不清道德与责任界限的原因。
道德不是准则，不具备约束性，看到老人跌倒在地不扶，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没有一点价值，道德没有约束性，没道德你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但是责任则不同，责任就存在价值，存在利益关系。
当你看到老人跌倒在地而不加思索地扶起老人时，责任就随着你伸出的双手开始随伴你左右了。
责任是有代价的，责任意识存在于规则法律之中，责任有价值性，当你伸手扶起老人时，你可能没有意思到你已经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事件当中了，事件的本身就在规则法律管制范围内的，你盲目地扶起老人，你就必须意识到你已经为这个事件负起了责任，之后的一切都是在责任划分的范围之内了，当老人指控你是肇事者时你不要感到怨望，当法官判定你必须付出赔偿时你不要叫屈，因为从你伸出双手之始就已经肩负着责任了。
责任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其实正确地做法是当你看到老人跌倒了，如果你看到了全部过程，你首先要做的是拦住肇事者，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如果你没有看到老人跌倒的全部过程，你也不是盲目地去扶起老人，而是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然后再去了解老人跌倒的真实原因，而不是绕道走开，也不是盲目地扶起老人。
绕道走开就是缺乏爱心的表现，盲目地扶起同样是缺乏正确的把握爱心尺度的原因。
又如哲学对政治的影响，西方哲学在理论基础上启用的是三元开放式的数学原理，现代的人都知道三元论的基本概念，数字到三就是万象更新的世界，三在一到九的数字里是开放性时间观念的起点，三是阳春，开泰长阳之初，日新惟良的开始。三三见九，九是一至九最大的数，再往下就是十了，是圆满的终点，三之后是四，四不是变化万端的起点，数字到四就是四季轮回的自然现象了。所以，西方的政治生态多数都是开放式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而多数东方国家仍然在继续沿用二元递进式的数学原理，二元论大家都知道，阴阳合同，阴阳互斥，天人合一就是二元论的核心内容，二元的结构是一个圆形的混沌的整体，属于封闭式的自然空间，二二得四，产生的只有轮回百转而不可能是万象更新的观念，所以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多是二元递进式的政治生态，封闭而轮回百千，左右而规制往常。
这就是东西方为什么产生哲学的原因与后果，就哲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应该是苏格拉底提出的思想观念，是用自然科学的“智慧”与人类唯一的“爱心”方法来解决矛盾，是人类用唯心世界主宰事物发展，改造世界的一门学问，是唯心论与唯物论“对立与统一”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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