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熊按照战事需要，将南京水师的规模扩大至战船一千艘，并让郑成功等人严格训练。阎应元也在南京和江阴招募了五万兵勇，严加训练，充实南京的城防。扩军需要的军饷多了，吴应熊就再次强令江南富裕的藩王捐献白银来养兵，否则治罪。
军事上安定后，吴应熊便开始跟阿九公主，李香君等人商议办大明日报的事。吴应熊觉得，这报纸要是办好了，那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练兵造船发军饷，哪一样都需要花钱，除了加收商业税，吴应熊还必须得想办法开源节流。
吴应熊在京城就了解到，明朝的时候，要了解时事，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当局还禁止传播小道消息，惟一合法的信息源，只有报纸。不过当时不叫报纸，叫邸报，吴应熊要办的，是一份公开的有用的邸报，自然和原来的老式邸报不一样。
明朝的邸报从朱元璋建国起始，六科编写邸报的时候就得留心，看哪份奏章上写着“不宜抄传”，就把那份奏章剔除在外。崇祯登基之后更是颁下严旨：“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
这样一来，明朝人从邸报上看到的只能是被过滤了的真相，有时甚至满纸是谎言，尤其是涉及到朝廷对外用兵的，战败了也可能说成大胜利。到了明代末年，明军屡战屡败，死要面子崇祯干脆公开禁止在官报上透露有关边防的消息。
崇祯时期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因在邸报上泄漏了他奉派出使秘密向清方讲和的消息，被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处死。当时的官报仍以抄写为主，崇祯十一年以后，才普遍采用活字版印刷，可以公开叫卖和接受订户。读者主要是官吏、士绅和商人，有时候发行量可以达到上万份，蔚为壮观。
除此之外，明朝普通的邸报在传抄过程中还会被再次过滤，比如从布政使司下发到府县衙门的邸报，就远比朝廷下发到布政使司的邸报简略。
吴应熊要在江南推行新政，可不想要这样的“黑板报”，他想请阿九公主办一份新的《新江南》的邸报，当时的老百姓大多不识字，所以读者自然还是江南的官吏、士绅和商人，他对阿九说：”我对这份报纸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及时告知读者真相就可以。”
“原来的邸报给出的未必是真相呢，而且未必及时。”阿九公主研究了一下原来京城的邸报，说。
“是吗？”吴应熊道。
“是的，比如隆庆元年六月份的邸报登载一条消息，说太原府永宁州宁乡县发生地震，倒塌房屋一所，死伤群众三个。但史书上记载，倒塌的房屋至少有十所，死伤的群众至少有一百人。”阿九公主认真说。
“嗯，灾难朝廷让报出来就算不错了。”吴应熊笑着说。
“还有这个，崇祯三年，皇宫里珠宝失窃，消息从顺天府传出，京城百姓议论纷纷，邸报上对这件事却没有一个字的披露。不过到第二年春天，邸报上详细报道了，因为案子已经破了，这时候登出来，不伤朝廷的脸面。”阿九公主说。
“我们的新江南邸报，可不像这些邸报学，我们要不虚美，不隐恶，及时报道江南的新政。”吴应熊说：“大明官员的贪腐问题，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除了专门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御史监督。还可以让老百姓多几双眼睛看着，办了报纸，就等于让老百姓的眼睛盯着所有官员，这对江南官员的监管是一种有力补充。”
“民众能监督官员？”阿九公主一脸疑问，“这样会有效果吗？”
“让老百姓监督官员，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太祖，他颁布了《大诰》，官员犯法，老百姓可以直接抓他们送京城杀头。”吴应熊回答说：“太祖时期确实有这样的事：乐亭的主簿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当事人翻然悔悟，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杀头。”
“那对大臣来说，岂不是很恐怖？”阿九想了想，道。
“是啊，可想而知，太祖这一招，对大明的官员还是很有威慑力，血雨腥风中，十五万颗贪官的人头落地。杀到后来，京官上朝前，皆像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可却依然挡不住大明的官员前腐后继。”吴应熊说。
“我怎么没听父皇说起过民众监督官员的事？”阿九问道。
“这种制度早就废除了。太祖去世后建文登基：不许老百姓再依照《大诰》中的严刑苛法断案。后来，明成祖朱棣以维护祖训的名义起兵，登了皇位，恢复了《大诰》的法典地位。不过，坚持了十九年后也宣布：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仁宗即位，在洪熙元年正月发布的诏书中，就宣布群众监督制度为非法，此后再也大明皇帝再也不提民众监督官员的问题。”吴应熊道，“现在有了邸报，就不一样了，邸报的报馆可以设立一个消息收集中心，可以接受民众的举报官员，邸报还可以为弱者说话，让无力者看到希望。”
“还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看起来很有趣。”阿九公主难得地笑了，对吴应熊说：“谢谢你给我安排这么好的事。”
“要办好一份邸报，也不容易，不过，我会全力支持你们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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