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直很好，在我念小学时，她会聆听我的问题。我很少见到爸爸，他总是在工作。我认为我的父母是最伟大的，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当我慢慢长大，我发现我不太认识我父亲，后来我又发现，我也没有真正了解过母亲。我以为我了解她，其实她了解我更多。
“从某个时候，我开始生妈妈的气，因为我开始了解，在长长的谈话过程中，都是我在讲话。她会听，而且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怪怪的（跟一个不会真正回应我说话的人讲话），所以我不再跟她说那么多了。她从来不透露对任何事情的感受，或者给予意见。我退缩了，变得有所保留而且不动情感。我试着同情我的父母，他们真的为一大家子人在奋斗。
“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不会想他们，因为我不是真的认识他们。我认为我父亲是个白痴，而我的母亲比他更愚蠢。她做的事就是静静地听家人或我父亲抱怨，而且表现得像是家里的女佣。我想她原先想要成为一名律师，她一直在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但是她从来没有行动过。过了一段日子，我就无法再同情或认同她了。走到人生这个阶段，我已经了解，我的问题得靠自己解决，我已经选择了一项专业，不过我的父母对此不感兴趣——对他们而言，我或许是他们的延续——如果这是他们想要相信的，就让他们这样想好了。我决定阳奉y违，做我自己。”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和妈妈是否亲密。我没办法和她谈我心里的事，也不能跟父亲谈。爸爸很关心我，照顾我，只是我们不谈话。我和父亲之间缺乏有意义的关系，他从早上11点工作到晚上11点，他生命中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历经一次经济大恐慌。我和妈妈比和爸爸亲密多了，我母亲接纳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尝试去改变他。她说他是他那个时代和环境下的产物，他自己也没办法，而且毕竟他为我们提供物质上的舒适享受，所以我们都必须忍耐他。
“我认为我母亲很软弱，让我父亲用这些胡说八道开脱自己。她太软弱所以得忍受这种状况。或许他们私下为此争执或讨论过，不过我从来没听到。如果他们有过争吵，我想她输了。即使到今天，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已经70多岁，也退休了，父亲仍然只做他想做的事，母亲由着他做。她不会去做或说什么来刺激他，惹他生气，或制造问题。有一次我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他？‘她说：“你无法改变一匹老马。’”虽然我母亲总是很慈爱、关怀、体贴，但她是个即有点蛮横又很软弱的人。她大部分情况都很软弱，只有在小事情上偶尔专横。她从来没有勇气反抗比她强壮的人和事物，但是当她遇到比她更软弱的人，她就会蛮横。我希望这不是真相，但实情如此。“
“我和母亲比父亲亲密。在我还没上学以前，我母亲带我到很多地方，而父亲在工作。因此等我长大了，和母亲比较有话说——她比他会说话，更热切想要交谈。我记得每次父亲下班回家，打个招呼就去车库，他在那儿有个工作室，是他的天地，然后他会一直待在那儿，直到晚餐准备好了，才进来吃饭。
“我母亲从来不抱怨，她想要讨好他。在考虑到孩子的时候，她可能会非常积极，野心勃勃，但是面对爸爸，她就不会那么直言不讳。中学时代，她帮我和弟弟找资料、写报告，这是她和这个广大世界联系的方式。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她有更多的机会来发挥她的才智。她热中于阅读，但是在非常的情况下过早断了教育。她也从教会中找到出口，在那里她可以发挥一些聪明才智，但是我怀疑这并不够。我想她的挫败并没有非常困扰着她，但是影响了各方面的生活。她想借着努力完成一个好妻子的种种要求来掩饰某种不快乐。她非常渴望有意义的交谈，但是跟她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并不能给她这种情谊。如果我能改变她，我希望让她更能向外发展，获得她所需要的，为自己积极一点，不只局限在传统妇女所能活跃的领域——只关心孩子和教会工作。
“在成长过程中我常为此瞧不起她。有时我会涌起很强的反感，甚至是身体上的嫌恶：我害怕我也会像她一样消极和虚伪。”
“在我母亲死前，我一直和她很亲密，那时我11岁。她是一名小学老师，必须走路去学校。有一年冬天，那时她32岁，得了肋膜炎去世。我父亲是一位严厉的小学校长，他只重视规则和义务而欠缺理解。在餐桌上，他会告诉孩子吃些什么——‘吃这个，不要吃那个。’每次我们要求多吃一点时候，他通常是说：”够了！‘“我母亲很沉稳、安静，从来不大叫大嚷，而且总是对孩子表现出热情。但是她太顺从了，从来不抱怨。她应该更积极一点，但她认为她应该做个好妻子，好妻子是从不埋怨的。她最糟糕的个性就是她不会为自己讲话，而且对生活要求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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