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严惩拐卖人口犯罪活动的决定，并把人贩子列为7种重点打击对象。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的决定》，再次为人贩子敲响了丧钟。这多年来，全国性的“打拐”、“解救”大行动，可谓一场接一场，一浪推一浪，然而，九十年代以来，此类犯罪非但没有禁绝，在许多省市和地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八十年代拐卖妇女儿童，多是由云、贵、川等省向江苏、山东、河南一带流动，九十年代后则出现了相互交叉流动之势，几乎是各个盛市、区、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贩子的罪恶足迹。，人十年代警方查获的人贩子是团伙和单个不法分子松散交叉作案的多，而九十年代查获的人贩子，基本都是十几人、几十人乃至上百人重大团伙或集团化的拐卖。安徽省警方1992年从宿县一宗拐卖的妇女案入手，越查越多，辗转上万里、一举摧毁了一个70多人的特大拐卖妇女集团。这个以杨望云、刘国顺、王军、罗忠洪为首的拐卖集团，仅两年的时间就发展成员74人，形成了组织严密，分工具体，骗、拐、运、转、窝、藏、出卖“一条龙”。他们以旅游、做生意、走私黄金、贩卖烟土等为名，先后从长沙、武汉、西安、郑州等地拐骗妇女91人，分别以2000元至4000元不等身价，卖给了一些贫穷落后的山区老农民！
更可悲的是，在警方查获的大量拐卖妇女团伙中，许多主犯都是曾被扫卖过的妇女。妇女骗妇女更容易上当得手，贩卖同类，充当罪恶的掮客，好了伤疤忘了疼，变本加厉地把同类一个个推向火坑，面对这类被铜臭和愚昧扼杀了女性善良的人贩子，实在让人说不清是愤恨还是悲哀！安徽警方1994年查获的利辛县“宋氏家族”特大拐卖妇女集团，主犯之一张泽秀就是被人贩子从四川锦江区拐卖给“宋氏家族”的。当她为宋家生下一女儿时，“宋氏家族”的几名惯犯已落网重判，她理应借机回归。然而，她竟联络家乡一个团伙，收拢起宋氏家族的残兵败将，甚至将其60多岁的公公宋效修和婆婆武玉珍也拉进来，重新编织起一张拐卖妇女的大网，疯狂地从四川向安徽一批接一批地拐卖。短短几年间，张泽秀集团就拐骗妇女130余名，出卖获脏款33万余元！变态疯狂作案带给“宋氏家族”的结局是：8名主犯被处决，20余名同伙被重判劳改，家中只剩下老妪武玉珍携着6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悲守穷庐！
贫穷和野蛮向来是人类史上一对孪生兄弟。长期的贫穷和缺乏文化教育造成的愚昧无知，使一批批年轻女性无不向往文明世界，而一旦来到文明世界瞬间又变成了聋子瞎子，给人贩子造成了可乘之机，略施小计，三言两语便一个个成了牺牲品。震惊中外的“95打拐第一案”，就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些血泪斑斑的事实。这是一个由公安部协调指挥山西、北惊警方联手打攻坚侦破的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案件。专案组调集数百名侦探高手奋战3个多月，辗转云、贵、川、京、晋、冀、豫七省市6万余公里，光村庄就跑了460多个，才基本查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以四川籍人贩子为基础以北京和朔州为总联络点、分兵8条拐卖线、辐s20多个县市区的特大拐卖集团。他们抓住各地青年妇女纷纷进京“淘金”而又不明就里的特点，专门从北京劳务市场上物色妇女拐骗到外地大肆贩卖。早期以“黑汉”王文雄夫妇为首的团伙，主要拐卖地是内蒙古的乌盟地区和河北省的保定、沧州和衡水地区。1992年底，“黑汉”团伙遭到京城警方严打后，漏网的甘智辉等主犯又网罗到北京打工的刘华裔、刘自学、李勇等流窜分子，继续从北京劳务市场上向外拐卖妇女。1993年末，甘智辉一伙在京、冀等地落网后，漏网的刘自举、李勇等又和黑道上著名的“黑蜘蛛”李敏团伙联络起来，组织起清一色的巴中人为骨干，以打工或做生意为幌子作掩护，藏匿于北京市区30多个窝点上，更加隐秘而疯狂地从北京崇文门、宣武门等劳务市场及北京站等繁华闹市区大肆诱骗妇女向外拐卖。他们先后在内蒙古的乌盟地区、河北省的保定、沧州、衡水地区、山西省的晋中地区、忻州地区、大同市、朔州市等地，建起了8条畅通无阻的地下拐卖线，在20多个县、市、区设立了据点，各条线上均设有稳固的窝点和中转站，将拐卖的女青年流水作业般地从这8条线上通过二道三道甚至四五道贩子顺利出卖到老农民手中。不到三年时间、先后有300多名妇女被他们像批发运输货物一样从这8条线上销售掉了！。
1995年8月27日，在朔州十万人公判大会上，16名主犯被判死刑，46名罪犯被判重刑，人声鼎沸，大地震颤！年仅24岁的“黑蜘蛛”李敏，这个曾被人贩子三次倒卖后摇身一变成了拐卖同类的“女魔头”，行刑前竟向记者们唱起了她最喜爱的情歌《庄稼汉》：“掰一块太阳给你，怕你嫌烫；掰一块月亮给你，怕你嫌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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