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英批评郑清扬说：“你对爸爸太无礼了，话说得这么难听，一点都不理解你爸的一片苦心。”
郑清扬已经不打算再争论下去，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于伤人，就说：“我知道爸的好心，如果我调到市里工作，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调吴颢。建群的性格我不喜欢，我们只能是一般朋友。”
周玉英说：“建群哪点不好，又能干，又懂礼貌。”
郑清扬说：“建群说话总是留半句，跟他在一起聊天太累了。你们总不能让我跟一个连谈话都累的人过一辈子吧。”
周玉英说：“那是人家有修养，我就不喜欢乍乍呼呼的人。”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吊扇旋转出稠密的热风将烟雾粉碎，屋里的烟味和咸菜的味道由此及彼。
县长办公会上继续讨论工业区的深化改革，焦点主要是碧源啤酒厂。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即抓大放小首先是要保住啤酒厂，只有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个从中学教师一步登天的副县长用中学教师的语言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他最后的意见是：“对啤酒厂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弱者，打击强者，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将啤酒销售任务分解到各单位各乡镇实际上就是强迫全县人民喝碧源啤酒，是对消费者意志的公然侵犯，现在要工商局成立市场整顿执法大队，将外地名优啤酒统统赶出合安，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对市场竞争公平原则的公然践踏。所以我的意见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啤酒厂的问题，就应该进行资产重组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部分股份转让是一条出路，交出控股权是第二条路，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彻底卖掉，干净利索地甩了包袱。”
朱清润副县长的话像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深水炸弹，虽然没有在水面上炸起滔天巨浪，但在每个人的心底里却有着摧枯拉朽的毁灭性力量，即使是宣中阳，也未必真的对这首巨型航母充满信心，啤酒生产仍在继续，库房里产品堆积如山，每开工一天一万两千多块钱的亏损让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心颤。毕竟现在找不到一个企业能每天向县里贡献一万多块钱，市里的两百万补贴虽然拨过来了，但县里每年还要贴进去三百多万，银行在金融改革后再也不听县里的指挥了，贷款比抢劫的难度还要大。宣中阳一出面，行长就说：“宣县长，县里还有这么多贷款连利息都没还上，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省行央行对我们管得很死，贷出去收不回来，我们连工资都不准发，现在银行的商业化得我们六亲不认，实在没办法，请宣县长谅解。”县行的行长不是宣中阳任命的，所以他就动不了行长的一根汗毛，权力控制不到的地方，扫帚到了，灰尘照例也不会跑掉。
朱清润的话说完后，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大家正在酝酿如何发言，郑天良提前站了出来，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只能说朱县长的意见是书生之见，看起来是很有道理，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像烟盒上打上‘吸烟有害健康’一样，道理是对的，但在现实中毫无意义，抽烟的人还是照抽不误。公平竞争也是相对的，你对外地啤酒公平了，对本地啤酒就是不公平，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这叫发展时期的特殊的产业政策。国际市场也是一样的，比如日本对本国的农业就采取了限制进口增加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配额许可证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看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还有我们国家在o 谈判中金融电信市场决不让步，也可算作是一种对地方的保护，很正常。在中国有些事只能讲，不能做，而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公平竞争等等，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死搬教条地去实施，那只能是自掘坟墓的事。工业区的啤酒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认为首先立足于本县，然后向全市全省全国市场进军是完全可能的，毕竟九三年九四年碧源啤酒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有过红火的销售历史，这几年虽然受到了洋啤酒和国内名牌啤酒的冲击，但碧源啤酒的知名度还在，影响力还在，只要我们保住生产，然后再扩大销售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广告宣传，在市委市政府以及黄市长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暂时的困境，再造辉煌。碧源啤酒厂凝聚了多少任县领导的心血，是合安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和象征性工程。我完全赞成宣县长的意见，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市场，而是信心。”
郑天良似乎又恢复了沉寂多年的语气和豪情，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既说理又抒情，既正视困难又鼓舞人心，这就让朱清润的意见被击得粉碎，朱清润坐在边上眼光有些迷惘，一种参政而不会议政的尴尬显而易见地暴露了出来。
宣中阳发言的时候却没有完全对朱清润表现出全盘否定，他说朱县长的意见是对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我们目前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是千秋万代永恒的措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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