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以色列的公司，我道：“我喜欢和犹太人做生意。”林诗怡看我一眼，道：“为什么，犹太人很j明的，你看他的报价这么低，数量又少，还要空运，赚的钱恐怕还不如我爸爸一家酒店的订单多呢。”二当家也道：“就是，老二，你没看过《威尼斯商人》吗，和他们做生意，弄不好要赔。”我道：“呸，你这个乌鸦嘴。生意归生意，我喜欢犹太人这个民族。”二当家问：“为什么？”
我道：“因为他们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民族，而且是不论多困难，多久，一定要报仇。”
二当家道：“他们要报仇，巴勒斯坦人还要报仇呢，你一向同情弱者的同情心跑哪去了。”
我道：“这东西不是我们说得清的，我想说的是他们对于纳粹的事。那你就不能不佩服他们恩怨分明、坚持不懈的j神了。二战结束之后，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纳粹残余的追杀，抓到一个杀一个，五十多年了一直都没停止过，全世界都震惊他们报仇的决心和耐心。但他们对我们中国却始终是感恩报德的，不管我们的政府对他们是怎么样政策，他们都对二战时拯救了数万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的上海的大恩感激不已。听说在以色列还专门有一个纪念碑，记载着我们上辈对他们的恩情。”这是我在上海时，跟着张宁陪一个以色列客户说起来的话题，还真让我有些感触良深。
再想想我们的某些国人，日本侵华的罪行还历历在目，他们却好象就已经忘了这段历史，有人甚至把日本的军旗穿在身上，真不知道这算是无知还是无耻。以色列有个报恩的纪念碑，任人吊念；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却要拿来卖门票，不敢想象，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居然会要人民掏钱买教育。真不知这是哪位高人想出来的“创收”之举，用不着借口什么经费紧张，你少加一点点薪的话，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全可以免费开放了。
二当家道：“说起来犹太人还真够命苦的，现在他们可是强大了，多少阿拉伯国家也奈他们不得。”我道：“所以我对以色列一向都是很佩服的，看人家现在的武器多先进，连美国佬也未必比得上他们，以后说不定我还要和他们做军火生意呢。”林诗怡笑道：“你说着说着就没边了，你还想做什么生意。”我道：“我还要做人口贩子，小心我把你卖到以色列去。”林诗怡道：“你敢。”
我对二当家道：“你告诉大家，我们公司以后坚决不做日本人的生意。妈妈的，和以色列比起来，日本人简直就不是东西。”林诗怡想起田恬在日本料理被欺负的事，也道：“对，日本人最计厌了，都是大男子主义的沙猪。”二当家道：“明白，老大可是和日本人结仇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替田螺姑娘出出那口气啊，”靠，被这小子这么一说，我倒象是为了田恬的事和日本人争风斗醋一般了，气得我在二当家头上拍了一下以示惩戒。
这回我们说了这么久，张三丰居然没有对我们冷嘲热讽，倒也是难得。他老子居然会对我创办基金会表示支持，恐怕很出乎这小子的意料吧，凭他那个猪脑，要想弄明白其中的奥妙也要费一番脑筋的。这种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张市长也未必会对他明说，没准还要他不许给我找麻烦呢。我看这小子时不时向我们这边看一眼，一肚子气没处出的样子就有些好笑。
附言：看来我的读者中也有不少公务员，认为我对公务员的偏见太深，在此稍作一些回复。
对于官员的腐败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在文中还没有对官场上的种种黑暗作太多的描写，已有的也仅仅是表面的泛泛而谈，应该还谈不上太多的偏见。现在时不时就有省部级官员下台、入狱，就可以想见情况有多严重，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急着要“杀一敬百”，但效果似乎不怎么理想，仍然是“前腐后继”。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公务员都是腐败分子，也就象并不是所有开宝马车的就一定会去撞死农妇，而且可以保外就医免受牢狱之苦；但换一个角度考虑，能开宝马车的肯定是有钱或有后台，当官的不一定就会腐败，但腐败的肯定会是当官的，不然没这条件啊。
关于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和前一个问题相比，这才是谈论最多的话题。
收入是有地区差异的，你不能用西部贫困地区的收入去和深圳比。和我交流的朋友不少，其间的收入差异也很大，如同样是在税务局工作的，有的年收入三万五，有的年收入居然只有一万出头，都g本没法和我们这里财税系统的收入相提并论。我所在的城市是东部沿海城市，年人均收入历年都是排在全前前几名的，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14000左右，地税系统的平均收入8万出头，相差5倍多。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和财税打的交道比较多，对于他们的收入情况还是清楚的，绝没有故意夸大的成份。其他部门的公务员收入虽然稍低些，但就算是最差的乡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年收入也都在3万以上的，有一官半职的当然就就更不必说了。这些数据是我们这些当会计的开会时互相了解而得来，并不是官方数据，可能有误差，但不会太离谱，每个月的工资都要经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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