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礼乐’定义为文德仁政，那么一种严厉的秩序，即使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稳定，实际上也是‘礼崩乐坏’的体现。严厉的秩序往往难以持久，酝酿着暴动和反抗的因子，一旦被打破，必然带来混乱。与此同时，严厉的禁锢也压制了人们的活力，一旦被打破，必然出现井喷式的繁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夏国呈现出这样令人迷惑的混乱的繁荣景象。”
也许旁观者清，一个关心夏国命运的外国人，居然能给出这样高度概括的分析。方思慎暗叹一声，道：“谢谢你没有定义为‘繁荣的混乱’。”
“这样联系起来看的话，从七十年前祖父到来的时代至今，‘礼崩乐坏’的局面没有本质变化。”卫德礼说到这，满脸真挚地安慰方思慎，“没关系，孔圣人的时代还要糟糕得多。”
方思慎被他逗笑了：“是的，圣人生前二百年，身后三百年，从春秋到战国，‘礼崩乐坏’持续了整整五百年。如今你要从几时算起？哪怕从‘康乾盛世’末期算起，也还有三百年煎熬等着呢！”
“那太悲观了，难道你忍心吗？”卫德礼居然当起真来，热切地望着方思慎，目光灼灼，“正所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难道现在不正是圣人应时而生的年代？难道没有人能够改善眼前混乱的状况？”
方思慎不说话，低下头默默思量。
也许出于某种潜意识的回避，他平时等闲不会刻意去考虑这些问题。此刻摆到面前来了，却也不肯敷衍。半晌才道：“dl，你比许多普通夏国人更熟悉我们的历史，若俟河清海晏圣人出，可不知出过多少了。礼崩乐坏持续至今这种说法，我想绝大多数夏人不会承认，因为就在半个世纪以前，刚刚出了近代以来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圣人，指引着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于是天便赐给了我们仲尼。然而从现实结果看，天生仲尼之后，又如何呢？”
卫德礼摇头：“你说的不对，政治领袖怎么可以和思想家相提并论？”
“这是另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方思慎微微蹙起眉头，“我个人很怀疑所谓圣人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卫德礼连连摇头：“不可以，不可以，没有圣人的夏文化，就像没有天主的西方文化，无法想象。”
方思慎侧头，边想边说：“这比方并不恰当。据我所知，天主是神，是活在信众心中的信仰，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我们文化中的圣人不一样，大圣五百年出一个，小圣三五年出一个，就连孙行者那泼猴，都敢自封齐天大圣呢。等圣人出来救世，我们已经等了几千年了。”
这番话随口而出，并未经过事前的深思熟虑，说到这，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展开，沉默片刻，慢慢道：“大家都等得很辛苦。”
卫德礼思索一会儿，拍下桌子：“方，你太悲观了。我觉得正因为圣人不是神，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人人都应当担起传播大道的重任。‘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焉知今日之‘夫子’，不是你我之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我相信这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方思慎看着对面这位衷心热爱大夏文明的国际友人，微微摇了摇头。因了双方坦诚相交，也就直言不讳：“dl，你这番话一点也不新鲜。我的一位长辈，曾经讲过一些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典型代表，最后的个人命运，却几乎无不以悲剧告终。”
他虽然不曾系统深入地思考过时代与社会的宏大主题，那些体验与感悟的碎片却不可避免地堆积在脑海中，此刻被迫缀连成串，形诸言语：“你说的这些，听起来非常美好，鼓舞人心。然而在我们的传统里，每当人们高呼这些口号，往往是在时势危急关头。所以，它们从一开始，就和家国观念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在皇权尚未被推翻的年代，它们还和皇权专制纠缠在一起。那些担负天下兴亡之责的匹夫们，不过是成王败寇，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获得相应的位置。而在皇权被推翻后的年代——你知道这段历史并不长，”
卫德礼正凝神倾听，闻言点头：“的确，一百年和三千年比起来，不算什么。”
“这一百年里，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却忙着攘外安内。匹夫们刚刚为救亡图存、保家卫国而牺牲，紧接着又为一统江山而奋斗。因此，我猜……他们还来不及对制度进行反思和构建，便已经被规范到成型的既定制度里，最后……不可避免的，成为牺牲品。”
“不，方，我不这样认为，你这样说太消极了。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如果那是集体的选择，那么所有人都该负责任。”
“我知道，dl，我知道。”突如其来的，方思慎简直要恨起对面的洋鬼子来了。他这样自以为是，指手画脚，无知无觉地揭开别人最痛苦最难堪的伤疤。那属于时代和群体的痛苦陡然落到渺小的个人身上，犹如滔滔洪流从一个巨大的漏斗中倾泻而下，汇聚到狭小尖细的出口，霎时化作穿心利器。
方思慎将杯中果汁一饮而尽：“我只是不能同意‘圣人救世’的说法。很小的时候，家中长者就告诫我：没有人能够真正拯救别人，能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赞同的，可是我不太清楚，今时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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