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特惨的一件事吗？万恶资本主义体制下精神病人怎么怎么受摧残了？”
他：“（大笑）那倒不是。是某次和一个同学去看她的哥哥。她哥哥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实习。我在院子里等她的时候，就坐在两个精神病人附近，我听他们聊天。最开始我觉得很可笑，后来就笑不出来了。”
我：“是内容古怪吗？”
他：“不是，内容很正常，说的都是很普通内容。但是两个人操着不同的语言，一个说西班牙语，另一个说英语。而且对话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说：今天天气真是难得的好。另一个回答：嗯，不过我不喜欢放洋葱。那个又说：安吉拉还在世的话，肯定催着我陪她散步。另一个又回答：大狗不算什么，小狗挠痒痒的时候才最可笑呢……两个人的话题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两个人聊的很热络。如果不听内容，只看表情、动作，会以为是一对老朋友在聊天。我在旁边听的一愣一愣的。本身西班牙语就是到那边才学会的，不扎实，最初都以为自己口语听力出问题了。我就那么足足听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没一句对上的。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同学早就找不到我自己走了。”
我：“然后是不是回去开始留意这方面资料了？”
他：“对，就是从那开始，我才慢慢注意这些的。去图书馆看，缠着教授推荐资料。但是我发现并不是象我想的那样。”
我：“对啊，骨科和精神病科是两回事儿啊。”
他：“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资料的问题。最开始我以为欧洲、西方在精神病科这方面的资料会很全，记载会很详尽，但是一查，才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样。到十八世纪中期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精神病科、脑科的资料还跟宗教有关联。什么上帝的启示啊，神的惩罚啊，鬼怪的作祟啊，都是这些。而且被很多医生支持。”
我：“其实也正常吧？医术的起源本身就是巫术嘛，巫医。”
他：“不是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医学方面，尤其是外科方面已经很有水准了。但是精神科方面可能是被宗教所压制，一直没太多进展，甚至有时候受到排挤。”
我：“所以？”
他：“所以我最终决定专攻精神科。”
我：“哦……我想知道您对精神病人治疗的看法，因为曾经听到过一种观点：精神病人如果是快乐的，那么为什么要打扰他们的快乐。”
他：“这点我知道，其实应该更全面的解释为：如果一个快乐的精神病人，在不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他人的安全，同时又不给家人、社会增加负担的情况下，那么就不必要去按照我们的感受去治疗他。”
我：“您认为这个说法对吗？”
他：“不能说是错的，但是这种事情是个例，不多见。你想，首先他要很开心，不能冻着，不能饿着，还没有威胁性，家人并且不受累。多见吗？不多吧。”
我：“您刚才提到个例？”
他：“的确存在。例如有那么一个英国患者，家里比较有钱，父亲去世后三个姐姐和患者本身都拿到不少的遗产。患者情况是这样：每天都找来一些东西烧，反复烧透，烧成灰后再烤、碾碎，然后用那个灰种花，看看能不能活，各种东西都用来试验，别的不干，也不会干。吃饭给什么吃什么，不挑食，累了就趴在沙发上睡了。他的三个姐姐很照顾他，雇了两个佣人，一个做饭收拾房间，另一个就算是他助理了，整天盯着，别烧了什么家具或者自己，就这么过的。你不让他烧，他就乱砸东西发脾气，给他点儿能烧的，他就安静了，慢慢的用酒精灯一点儿一点儿烧，吃什么穿什么都不担心，财产有会计师、律师和姐姐监管着，一切都挺好。这样的患者，没必要治疗，自己烧的挺好嘛，也不出去，也不打算结婚，专心烧东西种花。没有威胁性，不伤害任何人，还能创造就业机会。最重要的是：他很快乐。”
我：“怎么判断他的快乐与否呢？”
他：“只能从表面上看了，如果患者的是哭笑颠倒的话，也没办法。因为这种情况下如果治疗会有很多奇怪的人权团体来找你麻烦，指责你剥夺了快乐精神病人的快乐，很古怪的说辞。”
我：“嗯，是个问题……精神病定义的基础是什么？过了一个坎儿就算，还是因患病杀人放火满街疯跑才算？”
他：“其实你说的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了。我的看法是：人人都有精神病。”
我：“哎？”
他：“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某些方面的偏执？”
我：“嗯……我的电脑桌面上图标不能超过3个，多了必须放快捷栏或者干脆不放桌面，这个算吗？”
他：“算啊，多于3个你就不干对不对？”
我：“那您这么说我身边这种人多了。我认识个女孩，她必须把钱包的钱都按照面值排列好，正反面方向必须一致；另一个是必须把床上的床单绷紧，不能有一丝皱褶；还有一个朋友喜欢宽叶的盆栽，休息日必须挨个把叶子擦得贼亮；对了我还一个习惯，三个月必须家里的家具摆放换个位置，这都算？”
他：“我们分开来说。你的家具移位啊，你朋友伺候花草啊，这个可以用‘情调’这个词。那个整理钱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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