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明从北京回来，虽然没有受到预期的处分，但也又一次成为了建委系统的名人。不过这个名人不是他三年前的“学比看”典型，而是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信访工作的反面教材。去截访的信访办主任不但不去执行截访任务，反而摇身一变成了上访者的帮凶，这听起来确实够匪夷所思，够雷人的。这在万川市的截访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事情让领导们认识到，会用人，用对人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王梓明不但在万川的官场里出了名，在民间也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那些上访户的心中，他就是正义的化身，是劫富济贫，抱打不平的侠客，是难得一见的人民的好干部，好公仆。他的英勇事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邪乎，越传越离谱。普遍的说法是，国家信访局的局长是他舅舅，他还有一个表妹在新华社做记者，都是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对于他来说，没事去北京上上访，那就跟玩似的。王梓明这一“帮访英雄”的出现，让那些老上访户们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看到了崭新的希望。他们在羡慕刘家大院的刘荣老人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同时，也幻想着有一天这样的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
星期一上午，王梓明照例睡到9点多。楼上的一对小夫妻打架，可能是摔了暖瓶，打雷似的一声响，才把他摔醒了。愣愣地坐起来，听到楼上的女人斩钉截铁地吼道：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坐着说话，根本没有上床！男的很阳痿地说：那，那床下的男式裤头是谁的？难道是我的？女的顿了下说，当然是你的，我给你买的，还没来得及给你！男的提高了声音说，哼，你说的比叫的还好听，你给我买的新裤头，怎么闻起来就骚哄哄的？上面还有那么黏糊糊的东西！女的一时语塞，但又急中生智，说，我，我买的是二手货！
女人的一句“二手货”，给王梓明带来了无限的好心情。他哑然失笑，翻身下床，很愉快地洗漱了，下楼去上班。刚走到楼下，就见一个物件从空中落下来，无声地落在了楼下的草坪上。仔细看了，是一件二手男式裤头。
王梓明也懒得坐车，就在街上溜达着，晃晃悠悠地到了班上。看看表，还早，10点不到。办公室里没有了司机们的吆喝声，静悄悄的，可能领导们又去开会了。现在的领导们都很忙，都在忙于开大大小小的会议，越是大领导会越多。套用一句当下很时髦的话就是：我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诸位如果不信，可以在上班时间给你认识的某位领导打个电话，对方一准压着声音说：开会。用会议贯彻会议，用会议落实会议，用会议总结会议，已经成为了时下主流的工作模式，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所改变。
不过这种工作模式改不改变，如何改变，与现在的王梓明球不相干，蛋不相连。因为他彻底成了机关的透明人，就像一只被赶出猴群的猴子，孤独地游离在集体之外，在角落里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公猴母猴都不愿意再看他一眼。
司机们昨晚可能又在办公室战斗了，满地的烟和痰迹。王梓明把烟扫到门后，拢成一堆，也懒得把它们撮起来，反正明天又是一堆。又把窗户打开，散了散房间里隔夜的烟味，才在堆满旧报纸的办公桌后面坐了。随手抽出了一张旧报纸，漫不经心地看一年前的旧新闻。
人就是这样，忙的时候渴望着能清闲，真清闲下来了，又觉得少了点什么，百无聊赖。王梓明现在的状况正是如此。成了机关透明人后，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没了理想，没了抱负，好像就是那么单纯的活着，活着只是为了等死。他本来是憋足了劲要接受一个比待岗更加严厉的处分的，但理想中的处分迟迟没有到来，倒让他有点无所适从了。就像明知道肚子里有一泡屎，就是拉不出来似的，惦惦记记的，觉得很不踏实。他弄不明白关天浩为什么不处分他，难道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并不反感？还是要等到秋后算总账？
11点多的时候，响起了怯怯的敲门声。这声音在以前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现在王梓明来说，是非常稀罕的。因为机关里的同事们，没有一个敢来信访办串门的，看见王梓明都躲着走。司机们开门都是用脚，也根本不可能这么文绉绉地敲门。所以王梓明对这个敲门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期待地大声说，请进!
有人推门，但推不开。看来不会转门锁。王梓明只好起身去开了门，吃惊地发现门外站着两位老人，白发苍苍，满脸沟壑似的皱纹，都是乡下人打扮。看到王梓明，老太太意意思思地问，你是建委的王梓明吧？
王梓明从来人的打扮和神态，猜测到他们肯定是来上访的。他毕竟做过信访工作，知道来建委上访的，内容不外乎是拆迁补偿不到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是挨了城管的打，有违法建筑影响了他们采光等等，甚至还有家庭出现了第三者，第三者是建委的职工这样的事，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王梓明每每看到这些弱势群体，总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很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但自己手中的权力实在有限，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同情之外，更多是无能为力。比如现在，自己虽然坐在信访办公室里，但并不负责此项工作，信访办主任只是徒有虚名。想到此，就没把他们往屋里让，站在门口说，你们如果是来建委上访的话，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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